奇亿注册。10月19至20日，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瓷器起源 、传播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在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举行，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知名文博机构、科研院所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历史与考古”“交流与传播”“收藏与展示”“科技与大数据”等四大主题展开深入交流研讨。现将各位学者发言内容摘录如下。

　　在17世纪的头十年里，英国王室将目光聚焦在两个方向上：向东，寻求与亚洲的贸易机会；向西，寻求殖民地的建立。为了参与欧洲全球贸易路线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为了在北美建立永久殖民地，英国人于1606年批准了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经营权，次年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英国殖民地，即詹姆斯敦。

　　中国出口瓷器也是英国王室全球野心的一部分。尽管英国是全球贸易领域的后来者，但以中国瓷器为代表的奢侈品正逐渐进入皇室、贵族和富商的家庭。在弗吉尼亚和以之为终点的沉船中发现的17世纪瓷器碎片，以及当时的原始文献都证明，中国瓷器也跟随英国殖民者来到了詹姆斯敦。早期殖民者在弗吉尼亚面临着恶劣的生存条件，虽然精致的中国瓷器在新建立的英国殖民地略显不协调，但碎片的发现清楚地反映了17世纪的贸易模式：欧洲海上贸易的兴起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物质文化和人员的持续流动。

　　2022年10月，中国南海西北陆坡深约1500米海底发现了两艘沉船，随后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和“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2023年5-6月和9-10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三家单位联合开展了第一、二阶段的考古调查工作。调查发现一号沉船所载货物以瓷器为主，还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竹木器等，瓷器种类则有青釉、青白釉、白釉、青花、黄釉、红绿彩、珐华等。二号沉船所载货物以原木为主，还有少量青花、青釉、青白釉、酱釉瓷。讲者就一、二号沉船的考古发现作了简要介绍，并提出初步认识。

　　讲者结合相关文献考察了一批近年在景德镇考古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和卵白瓷，认定青花瓷可能烧造于1323年（新安沉船）之后，1336年（墓葬纪年时间）以前；卵白瓷烧造于13—14世纪中期，质地较为优异，采用高岭土加入到瓷土中的二元配方法烧造而成。另一组出土于落马桥窑址的青花瓷非常罕见，尤其是青花五爪龙纹碗、麒麟纹大盘、人物纹梅瓶、花卉纹大罐、龙纹扁壶等标本，其胎土使用了优质的“御土”，与同期的卵白釉枢府瓷一样属于“御土窑”产品之一。结合出土信息和相关文献可知，“御土窑”烧造活动在民窑进行，其仅在元代朝廷“有命”的情况下启动，生产完之后“御土”要封存，不得私用，体现了这段时期官烧瓷器的独特特点。

　　中国青花瓷在萨法维波斯的起源主要来自明代的中国-波斯贸易，一些标本甚至可以追溯到元代。期间，青花瓷从波斯湾主要港口霍尔木兹和贡布伦（阿巴斯港）进入波斯，并从那里出口到中东和欧洲，它们在自由市场上销售，也作为奢侈品赠送给萨法维贵族们。从萨法维时代的文化资料（包括细密画和壁画）中，瓷器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青花瓷与金器、珠宝一起成为萨法维王室餐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万历皇帝和萨法维王朝的群臣都曾赠送青花瓷给萨法维统治者阿巴斯一世（1587-1629年），后者随后将这些物品供奉到了他先祖的陵墓，其中大部分现存于伊朗国家博物馆。

　　除了宫廷之外，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公众也产生了极大热情，本土制作的青花瓷甚至可与中国媲美。它们并不是对中国同类产品的简单模仿，而是在装饰上明显带有波斯风格，也有一些人对中国器物进行了重新加工和利用。

　　讲者通过萨法维时期的细密画和壁画探讨了仪式用青花餐具的形式和功能，并追溯瓷器装饰中中国和波斯的双重影响。对馆藏青花瓷与画作中青花瓷的比较则被用以辨认博物馆中的其他此类瓷器。

　　2005-2007年对河南巩义窑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北魏青瓷片和少量北魏白瓷片，这一发现提前了我国白瓷发明的时间。讲者通过对白河窑北魏青瓷、白瓷和唐代白瓷进行化学组成、烧成温度、显微结构、白度等一系列测试分析，结合统计分析手段，首次从科技角度阐明了白瓷在河南巩义起源与发展的演变规律。提出白河窑出土北魏白瓷和青瓷同窑装烧、白瓷釉色白中泛青等现象，反映出北方制瓷业正由烧制青瓷向烧制白瓷转化的发展趋势。白瓷应该是在青瓷的基础之上有意识地逐步改进选料及原料处理工艺，从而提高了原料的纯度和工艺性能，并不断改善胎、釉配方，经历反复实践后而诞生的。白瓷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一大飞跃，中国陶瓷“南青北白”的格局开始形成。

　　近年对河南巩义黄冶窑和白河窑的发掘过程中，在两个窑址的唐代晚期地层中都发现了若干枚青花瓷片，这是目前唯一在窑址发现的唐青花瓷。研究发现，唐青花标本胎、釉组成与晚唐白瓷相似，所用彩料与黄冶窑白釉蓝彩标本的彩料类型一致，白釉蓝彩器为唐青花瓷中含钴彩料的使用奠定了基础，而晚唐时期成熟的白瓷制作技术则为唐青花瓷的出现奠定了胎料、釉料以及高温烧成技术的基础。讲者从科技角度揭示了“唐三彩-白釉蓝彩-唐青花”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演变规律。

　　“青花御窑厂图插屏”是首都博物馆的重要藏品，该插屏以青花料绘画了以御窑厂为中心的景德镇全图，展现了清代末年景德镇御窑厂的整体布局以及当时景德镇瓷业的历史地理风貌和民俗民情。画面上“景德司”“火神庙”“天后宫”“程家巷”“毕家街”等清晰可见，是中国陶瓷史、景德镇御窑厂、清末景德镇建筑及瓷业地理的重要资料。

　　近年新发现首都博物馆藏“御窑图”绘画作品两幅，一幅描绘清代御窑厂内景及当时御窑按照“圆器作”“琢器作”“五彩作”分区的各种制瓷工艺流程，另外一幅描绘了“满窑”“烧窑”和“开窑”的画面。两幅图为一套，展示了当时御窑厂瓷器制作的分工情况及工艺流程，是研究当时景德镇御窑厂制瓷工艺的宝贵资料。通过对两件藏品进行对比发现，“青花御窑厂图插屏”是一幅高度概括的景德镇瓷都全图，而两幅“御窑图”则细致地描绘了插屏核心的御窑厂内部的细节，两者互为补充，是不可多得的清代后期瓷都景德镇及御窑厂研究的重要资料。

　　宜兴陶器是一种产自中国江苏省宜兴市的红色炻器，与青花瓷器的流行类似，它也被荷兰、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工匠广泛仿制。讲者探讨了宜兴紫砂茶壶是如何在17世纪晚期的荷兰传播、接受和转变的，并就欧洲工匠仿制茶壶的动因，以及荷兰红色炻器工业突然衰落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讲者从两位重要的代尔夫特陶艺家——Ary de Milde（1634-1708年）和 Jacobus de Caluwe（约1830年）的作品入手，提出代尔夫特红陶器的兴衰与17-18世纪荷兰对外国物质文化的采纳与融合密切相关，进一步就物质文化如何在新的环境中被同化，以及文化如何通过适应外来物质来强化自身特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陶瓷作为一种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载体，受到世界各国人们的赞许、追捧和珍视，而江西的陶瓷生产史从万年仙人洞出土的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器算起，已有两万多年的岁月。万年以来，赣鄱大地的能工巧匠和大师们不仅为中国陶瓷的出现和发展发挥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而且也一直在为世界陶瓷的发展传播深远的影响，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独特的智慧。

　　讲者认为，江西陶瓷从万年陶器发展到世界瓷都，从东亚大陆走向世界，其久远性、传承性、创新性、独持性和国际性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并完美诠释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在元青花研究中，印度尼西亚（满者伯夷）及印度（德里苏丹国）出土品曾拓展了学界对贸易图景的认识，修订了原有认识框架。两地出土、留存的明初官窑产品，本可以再次刷新对明初官窑瓷器流通的认识，并成为揭示当时外交、经济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性“钥匙”，却尚未引起足够关注。

　　讲者系统梳理了考古材料，通过追溯铭文、记录、图像等方式等辨识出两地远超以往认识的永宣官窑瓷器。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中国、也门与埃及文献，呈现明朝与也门的交往及瓷器馈赠，揭示下西洋活动中的官方瓷器易换情况，透析“官厂”设置与伊斯兰贸易网络的关联，并结合器物复原明初官窑在东南亚、中东一带的流通情况。最后，以官窑瓷器流通为切入点，对下西洋动因做出新的思考及补充。

　　出于政治和经贸双重目的，郑和在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七次下西洋，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在中东地区的外销，在整个中东地区刮起了中国瓷器之风。中国瓷器对中东地区的釉陶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出于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中东地区的陶工开始了对中国景德镇窑青花瓷器和龙泉窑青瓷的仿制。

　　湘江是汉唐时期由中原都城通往岭南的主要通道，也是海上丝路向内陆延伸的重要通道，大量舶来品通过湘江进入湖南，或北输中原地区。受异域文化影响，战国西汉时长沙或湘江的都市便成为玻璃制造中心，岳州窑是当时域外文化元素最浓郁的青瓷窑场，长沙窑是最早的外销型瓷窑。

　　湖南陶瓷经湘江在销往国内各地的同时，同时往北入洞庭湖，经长江出海，销往东亚、东南亚地区，再往西到达南亚、西亚,最远抵达非洲；亦或溯江而上，经潇水，过灵渠，抵岭南。长沙窑也有部分产品经衡阳到郴州，过岭南。汉唐时期湘江与海上丝路实现对接，成为南北来往货物的重要通道，形成了海上丝路与内陆的互动，对湖南经济及文化产生深远影响，长沙窑成为古代外向经济的特殊案例。

　　在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卡莱蒂于1594年至1606年间的环球航行中，他于1597年抵达中国澳门，并在1599年9-10月的广州交易会上用银子购买了中国商品。卡莱蒂描述了交易会上的商品及其价格，如丝绸或令人垂涎的麝香、便宜的黄金，以及最重要的——许多不同种类的瓷器：黄色瓷器是御用品质，不能出口；蓝釉瓷主要供应中东市场；金质装饰的瓷器供应日本和欧洲。他花22埃斯库多购买了约 700件质量最好的青花瓷，包括“大小碗碟和其他奢侈品”。最引人注目的瓷器收购是卡莱蒂描述的五个罐子，他称之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大”，它们可能是通过耶稣会士的人从景德镇订购的，并花费了高达15埃斯库多。

　　1602年，荷兰人俘获了“圣若昂”，这是卡莱蒂从果阿前往里斯本的葡萄牙大型船只。到达米德尔堡后，使他绝望的是，他的所有货物都被没收了。瓷器在荷兰并不陌生，但700件优质青花瓷的到来必定引起了重大反响。

　　这艘淡马锡海域14世纪沉船最近的一次考古历时四年，共打捞出约3.5吨陶瓷碎片，其中部分完整或接近完整。淡马锡沉船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有记载的沉船都要多，此外还有各种龙泉青瓷、景德镇枢府瓷和青白瓷、德化的白瓷和福建窑口的青瓷。虽然船体没有留存下来，但间接证据表明它可能是一艘中国式帆船。根据沉船位置、新加坡陆地遗址的许多类似发现、以及青花大盘的罕见程度来看，淡马锡似乎是最有可能的目的地。

　　讲者展示了这批青花瓷器上的各种造型和装饰，有些造型特别罕见，如带凸缘颈的瓶子，还有一些图案在文献中很难找到。此外，还有一些青花与暗花装饰相结合的精品，以及少量釉里红瓷器。大量高品质青花瓷带有模印的“枢府”字样，有些人称之为“青花枢府”。质量较差的青白瓷的特点是坯体较厚，但其模印的精美装饰（通常以龙为主题）可与较好的青白瓷相媲美。这些器物的数量也相当可观。

　　一般认为，大航海时代及相应的环球贸易随着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并东进到马六甲和中国而创始。然而，早期环球贸易体系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也并非由欧洲列强单独构建。通过对东南亚到环印度洋地区出土中国瓷器的调研，并结合文献记载，讲者指出在澳门开埠以前的16世纪前半叶，葡人对环球贸易的贡献十分有限，以走私贸易为主。从15世纪末期开始在中东地区出现的带有明显伊斯兰风格的青花瓷器主要是通过中南半岛转运过去的，并有部分器物通过这个途径运销到欧洲。而16世纪后半叶由葡萄牙人主导的环球贸易，所经营的瓷器主要是日用器具，与中东地区出土的明中期瓷器风格不同。

　　因此，在16世纪，环球贸易很可能存在着两个体系。即中国-柔佛-中东-欧洲的体系和葡萄牙人经营的从中国到欧洲的环球贸易体系，形成了并行的格局。这一格局在16世纪晚期才被突破，而独立的环球贸易体系的完全构成出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主导环球贸易以后。

　　青花瓷器诞生于元代景德镇窑中的技术创新，关于技术创新的来源存在两种观点，即独立产生于中国，或是受到了西亚的影响。

　　在此次报告中，讲者除青花瓷外，还关注了景德镇窑中与青花瓷几乎同时出现的蓝釉白花瓷、孔雀蓝釉瓷和红绿彩瓷。通过将它们与同时代的伊儿汗国陶器进行比较，探究了青花瓷诞生背后的主因，并提出关于青花瓷出现的新观点。

　　“江户遗址”是将古江户城作为一处巨大的遗址来整体看待的概念，讲者介绍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江户遗址出土陶瓷的分类、编年、产地、胎质和器类变迁方面的研究进展。随后，讲者集中探讨了其中进口陶瓷的部分。16世纪以前在各个都市、寺院、神社和大名宅邸出土了很多中国生产的白瓷、青瓷和青花瓷。而自从17世纪初，日本肥前地区开始烧造瓷器以来，江户遗址出土的进口瓷器出现了以下变化趋势：

　　（一）进口中国瓷器的阶段（到17世纪初）；（二）中国瓷器和日本国内瓷器两者混合存在的阶段（到17世纪中叶）；（三）由日本国内瓷器供给的阶段（从17世纪后叶）；（四a）几乎没有进口陶瓷器的阶段（到18世纪后半期）；（四b）有特定器类的进口陶瓷器的阶段（从18世纪后半期）。

　　由于地理位置远离大海，中亚地区出土的中国瓷器少于中东沿海地区。中国瓷器在中亚地区稀少的数量和受欢迎程度的不匹配刺激了当地陶瓷的发展，这些“替代品”模仿了中国瓷器的形状、颜色和装饰。通过结合撒马尔罕博物馆和布哈拉博物馆中的陶瓷藏品，以及近期卢浮宫博物馆考古团队在布哈拉的发掘成果，讲者考察了元明瓷器在中亚地区的存在，以及帖木儿时期青花陶器的特点。

　　1992年，在洛阳履道里白居易旧宅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窑器及标本遗留。1997-1998年间，印尼勿里洞岛海域沉船“黑石号”被发现，唐代陶瓷的外输和传播被进一步广泛关注。讲者通过联系早年间隋唐皇城和衙署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扬州和广州的旧城、墓葬、遗址的器物信息，对履道里白居易故居旧宅的出土窑器进行了风格甄别，重新解读昭义军镇窑业的独特历史和海陆贸易的辉煌，并由此阐释了中国古代陶瓷和世界文明的交融，以及对域外的深刻影响。

　　奥拉宁鲍姆收藏有300多件中国瓷器，这个收藏基础是由未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在1740—50年代创建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藏来自1917年之前，部分可以追溯到清康熙（1662—1722年）和乾隆（1736—1795年）时期，几乎涵盖所有形式和装饰风格。

　　其中最珍贵和罕见的藏品是一只瓷瓶，上面覆盖着层层黑漆，并嵌有珍珠母。在康熙时期，造办处出品可能不会超过200件。关于这件器物的历史，流传下来的资料很少。最早在1873年被提及，当时该花瓶藏于中国皇宫中。

　　花瓶表面表现了多个人物：一条环绕整个花瓶主体的小道，树下是一位官员，他身后站着一个僮仆。在官员的左侧，一位级别较低的官员正屈膝在地。他伸出右手，手中拿着一个爵杯。作品左侧写有唐代诗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诗句。

　　在波旁王朝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1683-1746年）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王后（1692-1766 年）统治时期，西班牙王室最重要的宫殿都装饰有东亚物品，它们也作为日常用品使用。保存在拉格兰哈德皇宫的各种清单和实例提供了有关漆器、丝绸和瓷器进口的大量信息。伊丽莎白·法尔内塞1746年去世时的财产清单中描述了大部分中国瓷器：士兵花瓶（西班牙文称为 tibores）、鱼缸和大花瓶。这些瓷器包括江西景德镇窑生产的粉彩、福建德化窑生产的白瓷，以及来自日本的伊万里瓷。菲利普五世和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热衷于美食，他们还拥有一套在中国定制的豪华餐具，上面印有君主的纹章：这是西班牙宫廷特殊声望的象征。

　　伊奥尼德斯收藏曾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中国外销瓷收藏”，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所知，直到最近的研究才揭示了其规模、广度，以及对中国陶瓷史和英国收藏史的意义。该私人收藏在20世纪第二个季度由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巴塞尔·伊奥尼德斯（1884-1950）及其妻子、富有的壳牌石油公司继承人尼莉·伊奥尼德斯（1883-1962）共同建立。收藏内容可追溯到18世纪，跨越了中国与欧洲之间激烈的商业和文化交往时期，通过瓷器这一媒介促进了艺术和设计方面的互动。如今，伊奥尼德斯收藏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伦敦的V&A、大英博物馆等英国国家收藏中，另一部分则在艺术市场上。

　　讲者通过对英国国家收藏部分的艺术史和科学研究，追溯了该系列的历史，展示了器型、样式、功能和装饰风格的多样性。彩绘和堆塑表现了欧洲流行的主题，如船只和海上场景；文学、戏剧或历史事件；宗教图像；狩猎和农业；以及爱情寓言。中国国内产地（如景德镇、广州、北京、德化等地）之间以及欧洲和中国产地之间的互相影响也很明显，这为瓷器生产和消费的多个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讲者强调了瓷器装饰的时尚和品位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和在中国、欧洲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变化，对早期的年代测定系统和风格归属提出了挑战。

　　梅德罗斯及阿尔梅达博物馆收藏的1500件中国陶瓷作品当中，大部分是出口瓷器器皿，这些藏品质量上乘、稀有珍贵。藏品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前2000年到清朝，展示了陶瓷材料、技术、符号、图案和装饰的历史。其中明代代表性瓷器中，有一小批被称为“首批订单”的瓷器，它们是1513 年葡萄牙开始直接对华贸易后，景德镇窑根据特定订单生产的第一批瓷器。7件装饰着西方图像，如葡萄牙纹章、铭文和宗教符号的瓷器，是早期出口瓷器特有的融合特点的见证。

　　此外，该收藏还包括一批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和清代康雍乾年间的精美容器、塑像和鼻烟壶。

　　著名收藏家何鸿卿爵士（1930-2021年）将一批数量不多但非常珍贵的中国早期青花瓷器藏品捐赠给了伦敦大英博物馆，藏品的目录的整理工作近期由讲者完成。讲者以何鸿卿爵士的藏品为基础重点介绍了四个设计主题：抽象和几何图案、神话和真实动物、自然风光和戏剧场景，以展示元代瓷器画家不可思议的灵活性、创造独特物品的雄心、不同人手中的个性以及实现自己风格的自由性。讲者认为，尽管窑场也生产普通的重复性图案，但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画家群体中仍有一些真正的个体艺术家。

　　1929年，大英博物馆东方馆馆长霍布森首次提出了当时收藏于英国两家博物馆的一对元代花瓶的重要性，这对花瓶即是今日著名的大维德花瓶。这是英国首次将青花瓷器鉴定为元代作品，此前英国收藏的大多数元青花都被误判为宋代或明代。尽管有大维德花瓶的年代铭文和实物证据，西方仍然在半个世纪后，才最终确定了元青花的断代体系。

　　讲者从大维德花瓶在20世纪初的历史着手，将其与乔治·尤莫夫普洛斯、查尔斯·拉塞尔、奥斯卡·拉斐尔和奥本海姆等英国早期收藏家的元青花藏品进行比较。通过详细考察藏家们的预设观念、背景和可能获得的实物或文字材料，讲者讨论了这些藏品的断代、编目和展出依据，描绘出英国元青花瓷器学术研究逐步出现的过程，并介绍了为该研究做出贡献的藏品、收藏家以及支撑其发展的因素。

　　在明清易代的所谓“转变”时期，国家处于政治、经济和道德危机之中，御窑已经停产，江西景德镇的私人窑厂成为国内和出口市场的主要供应商。1984年，巴特勒爵士在其收藏的崇祯朝瓷器中注意到一些明显的特征和图案，并首次使用“高质过渡时期”这一词来对这批瓷器进行分类。在他看来，这批瓷器体现了晚明陶瓷生产的最高水准，在风格上有别于当时生产的其他瓷器，如果简单地使用朝代名称进行分类是不合适的。其中大部分瓷器以釉下钴蓝釉为装饰，但也有少数采用了罕见的釉上珐琅彩。

　　讲者选取了一些面向国内市场的高质过渡时期瓷器，讨论画师在瓷器主题元素、装饰、配色及其灵感来源方面的变化。这批瓷器制作于1634-1643年，场景主要取自古典戏剧、小说和传奇故事的木版画插图，并对叙事场景进行了修改，使之与瓷器表面水平贴合。在此基础上，讲者进一步就这批瓷器的订购人及其意图做出了推断。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的陶瓷分馆保存有欧洲规模最大、最重要的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中国及日本陶瓷收藏。 这批东亚陶瓷由萨克森选帝侯及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1670-1733年）所藏，总数在8200件以上。其纪录详尽完备，包括大部分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原始目录，因此得以成为展现欧亚间收藏及贸易史的独特时间胶囊。

　　为对这批非凡的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和编目，国际合作项目“德累斯顿陶瓷计划”于2014年成立，目标是创建一个展示该陶瓷收藏及相关档案资料全貌的数码平台，并计划于2024年1月公开。这也将是陶瓷馆历史上首次无偿公开其整体收藏，该项目及其所创建的平台将助力对近代早期欧亚地区交流的理解和研究。

　　品种是学习古瓷鉴赏的关键，通过将品种和装饰工艺这两个独立概念统合，讲者提出“瓷种”的概念。其定义为中国古代瓷器器物上以彩或釉的色泽为标志的最小单元装饰手法集合。

　　以树形结构绘制的中国古代瓷器瓷种图谱将中国古代瓷器器物归类为瓷元、瓷类、瓷型、瓷系、瓷列和瓷种6个层次。讲者初步统计了2个瓷元，4个瓷类，8个瓷型，49个瓷瓷系，147个瓷列，575个瓷种。其中，瓷列是进入古瓷瓷种思维的关键层次。

　　在1550年至1750年间生产的大量中国瓷器中，刻有年代的作品非常有限。为建立研究的年代学基础，讲者在王庆正教授和迈克尔·巴特勒爵士等早期学者工作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份全面的列表，旨在涵盖世界各地从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所有已知年代的瓷器收藏。

　　讲者讨论了列表中450多件瓷器的年代、堂口的落款方式以及由此导致的混淆，以此强调在确定一件器物的年代之前，先确定其真实性的重要性。讲者重点讨论了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收藏的所谓“泰森”罐，以及它对清朝顺治和康熙两个年代五彩瓷器的年代研究所带来的影响。

　　在景德镇40多年来考古出土的海量标本基础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联合相关机构，从2022年6月起正式创立“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它指的是景德镇地区不同时代、不同品类的所有古陶瓷个体基因的总和，包含基因标本和基因信息两部分。

　　基因标本的制作分实体形态与数字形态两种。讲者计划在接下来的3-5年内完成近5万件唐代至民国的景德镇官民窑陶瓷标本的制作。与此同时，对制作好的基因标本提取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识等8方面的核心信息，以及相关博物馆收藏、海内外考古发现、历史文献、研究成果等延展信息。在这些信息基础上，建设知识图谱型的、有序开放的数据库，并建立配套的标本出借、数据授权、成果发布机制。“瓷器起源、传播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