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威注册-测速线路“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宜兴古称阳羡，这里山明水秀，人杰地灵，水土宜陶，砂壶宜茶。北宋苏东坡择居宜兴时，“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爱其茶、泉、壶，有“饮茶三绝”之说，明季李渔曰：“茗注莫妙於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紫砂壶成为名器名陶，它与宜兴地区的产茶和饮茶风尚也有一定关系。明代中叶以后，它又见重于士林，于是逐渐形成了壶艺、诗词、书画与篆刻相兼于一体的茶具，成为茶文化的组成部分。

　　紫砂壶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的诗句：“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而最早记载在宜兴买到茶壶的是明代书画家徐渭（公元1521－1593年），他在一首七言诗中云：“青箬旧封题谷雨，紫砂新罐买宜兴。”

　　关于紫砂壶艺的专著到明代才出现，天启年间江阴周高起曾著《阳羡茗壶系》，清乾隆时有海宁吴骞的《阳羡名陶录》，嘉庆年间有绍兴朱坚的《壶史》（现失传），近代则有南海百壶山馆主人李景康、顺德碧山壶馆主人张虹合撰的《阳羡砂壶图考》。另外，在《常州府志》、《荆溪县志》和《宜兴县志》中也有关于紫砂陶的片断资料。其他如蓝滨南的《景德镇陶录》、朱琰的《陶说》、冯可宾的《茶笺》、许次纾的《茶疏》、文震亨的《长物志》、李笠瓮的《杂说》、阿贞慧的《秋园杂佩》、张岱的《梦忆》、徐子晋的《前尘梦影录》等专论或杂记中也有一些涉及到宜兴紫砂壶的文字。

　　在黄海与东海之滨，苏、浙、皖三省交界的太湖西岸，有一个古老而又奇特的名城，这就是陶都宜兴。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经说过：“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他认为，一个旅胜地，或以开朗豁达取胜，或以深邃奥秘引人。陶都宜兴，可谓两者兼备：湖山揽胜，旷如也；洞穴探奇，奥如也。

　　宜兴本在长江金三角西陲，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气候宜人，风光旖旎，人文荟萃，盛产陶器，尤以此砂壶驰名天下。

　　宜兴古称荆溪、荆邑。秦汉两代改称阳羡。后来，晋惠帝将阳羡改名义兴。到唐高祖武德二年，又改名为鹅州。宋代，为了避宋太宗赵光义的讳，改义兴为宜兴，相沿至今。这个名城，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宜兴在唐虞夏商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到前20世纪）称为荆溪。根据考古发现的青劳岗文化证明，远在四五千年前，在这一带丘陵地上，特别是湖滨河边，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他们使用细小石器；过着渔猎生活，发明了原始的陶器，使山区的自然资源得以开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关于荆溪的得名，有人说是因为境内有苍山、清溪的缘故，认为“古荆溪地”是“青山绿水之乡”，“山明水秀之地”。又有说荆溪原先是宜兴境内的一条荆溪河的名字，后来它又是东溪、西溪、南溪、北溪河的统称，所谓“荆溪百里水涵空”。

　　据《宜荆新志》记载：荆溪受金陵、宣歙之水，东西绵亘百里，人于震泽（太湖古称）。溪水把长江上游带来的泥沙，慢慢沉积在下游近太湖这段低湿之地，成了肥沃的低地。在这块沼泽沃野上，到处草木繁茂，棒莽弥望，荆棘丛生，古人就把这段 溪水，加上一个“荆”字，“以荆名溪，因而谥邑”。如此说来，称它荆溪原来又象征着榛莽初开。荆溪在西周（前11世纪至前7701年）属吴，到周元王四年（前4721年），越王勾践灭吴后，遂并归于越。相传越国大夫范蠡曾隐居荆溪的南山从事制陶业，今有蠡墅、蠡河等古迹遗存。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楚威王灭越后，又并归于楚。在这以前，称为荆邑。

　　秦始皇赢政灭楚（前223年），统一中国后废分封，实行郡县制，把荆邑改为阳羡呢？据说“荆”是楚国的古名，“楚本号荆”，“荆”“楚”同义。《左传·庄公公十年》说：“荆败察于萃。”《晋书·景帝纪》说：“荆山之璞虽美，不琢不成其宝。”所谓“荆”，都是指的楚国。秦王为了整严肃纲纪，消除百姓对楚、荆的怀念之情，把“荆邑”的小地名也彻底改掉。“秦以子楚，改为阳羡”。但阳羡县名的由来，又与原先“荆溪”两字有关。据《宜荆县志》记载：《宜荆县志》记载：“盖荆溪之阴多山，其阳衍沃。“就是说：溪南（阴面）是多山地带，溪北（阳面）是肥美平坦的田野。古文的“衍”与“羡”，音相同，义相通，这说是阳羡名称的来历。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淮南王英布谋反，当时的阳羡县令尹灵常随刘邦英布，因功，被封为“阳羡侯”。汉末，三国鼎立。据说孙权15岁就在这里做过阳羡长。后来坐领江东建国，改筑阳羡城池于南山下，地近小，称虾龙泾，故阳羡城旧时又名‘虾虎城’，即今宜兴古城的雏形。自秦、汉、三国到晋初，阳羡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了500多年。西晋时，阳羡曾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周处将军。他父亲周航在三国孙吴时曾封为“关内侯”。而周处斩蛟，射虎、“除三害”的功绩，人人钦仰，代代传颂。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因三兴义兵，卫国有功，‘三定江南’，晋惠帝封他为威武将军，吴兴太守、乌程侯，的故乡阳羡改名义兴，以奖励他维护西晋王朝的功绩。义兴郡这个名称，经过西晋、东晋、南北朝，沿用了280多年。

　　宜兴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太湖西岸，和浙江、安徽两省接壤，处沪、宁、杭三角中心，是江苏省最南边的一个城市，它的地理座标为北纬31 7’到31 37’，东经119 37’到120 03’。东濒太湖，与苏州、无锡隔湖相望，西邻溧阳，南交浙江长兴，北接武进，西北、西南分别与金坛和安徽广德毗连。东西最长距离49.8公里，南北最宽处54.2公里，全市总面积为1758平方公里（不含太湖水面）。人口109万。境内既多山，又多水。山岭重叠，河道纵横；山水相依，景色迷人。西南面环绕着高山峻岭，山秀林密，峰高谷深，正如苏东坡《满江红》词所谓“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东、西、北三面，则为富饶的太湖平原。湖泊荡淹，星罗棋布；港湾河渎，四通八达。县志说：“全县有名山一百三十六，溪河二十四，荡淹十七，溪潭十，渎七十二，大湖五”（太湖、洮湖）一面是叠嶂如云、蜿蜒起伏的山峦；另一面是风帆片片、波涛万顷的太湖。潋滟的水光，苍翠的岚影，好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山水之胜，甲于东南”。

　　由于宜兴的地理位置特殊，地势险要，使它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为兵戎相向之地；东汉末年。孙权助其兄孙策在此扼守。宋代名将岳飞在宜兴建‘岳家军’，击退金兵，声威大震。元末明初大将徐达则在此地围困元军，从而打开了东南门户。太平天国时代，这里驻扎过许多太平军，辅王杨辅清还在城中建造了王府。

　　宜兴地灵人杰，贤臣名将、文人学士代不绝书。西晋有平西将军周处；宋、明两代任宰相的有蒋芾、吴潜、徐溥、周延儒。诗词文学名家层出不穷，至今仍脍炙人口的传世名著有《国中人》、《西园记》、《绿牡丹》和《竹山词》等。现代饮誉中外的名人有周培源、蒋南翔、潘汉年、潘菽、唐敖庆、徐铸成、徐悲鸿、吴冠中、尹瘦石、阿甲和、周权等。

　　这座古城，历来为诗人学者所爱慕，曾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雅士流连驻足。早在六朝，就有文学家陆机撰文、书法家王羲之书写的《周孝侯碑铭记》；诗人谢灵运作有《长溪赋》。唐代李白、白居易、陆龟蒙、陆羽等人也留下了赞美的诗句。宋代的朱熹、苏轼、苏辙都曾寓居宜兴。苏轼曾说：“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他打算在阳羡“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为的是“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他种橘的愿望虽未实现，可是却在宜兴留下了“传之后世为不朽”的《楚颂帖》。民族英雄岳飞，在这里驻扎过队伍，游览过金沙寺，并在寺壁上留下了题词，表达了他的爱国热忱。明代的沈周、徐渭、唐寅、文征明和董其昌等书画家，都游历过此地，并有诗文书画流传。唐代的宰相陆希声晚年时隐居在这里的颐山，诗人杜牧则筑水榭于荆溪的北湄，他们都在这里住过很长的时间。宜兴在宋代已经是一个逾万户的都市，清溪萦绕，景色迷人。宋人陈克《上元词》云：“桥南桥北新雨晴，柳边花底暮云轻，万家灯火照溪明。”读过这首词的人，都会引起对宜兴古城的怀想。

　　漫长的历史，悠久的文化，给宜兴古城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风景资源。著名的名胜古迹有：三国时代的封禅国山碑，堪称江南第一古碑；晋平西将军周孝侯庙，殿宇两壁有晋、唐、宋、元、明、清历代碑碣，以王羲之书写的碑记最为著名；唐代的古龙窑遗址；李白撰文、李阳冰书写的《史贞义女碑》；东破书院和《楚颂帖》碑刻；太平天国辅王府遗址和壁画真迹；宜兴陶瓷博物馆以及徐悲鸿纪念馆。

　　相传，阳羡茶泉、画溪花浪、铜峰叠翠、周侯古祠、龙池晓云、玉潭凝碧、蛟桥夜月、张公福地、国山烟寺就是这座古城的十大胜景。它集中地反映了宜兴的自然风景和名胜古迹，可谓江南锦绣山河的一个缩影。“阳羡茶泉”描绘唐贡茶、金沙泉产地唐贡里绿水青山，风光无限；“画溪花浪”在春夏之交，碧流花雨，香飘十里；“铜峰叠翠”展现城南高峰重叠、层翠环抱的秀丽景色；“周侯古祠”是典型的明代建筑，石碑林立，景色幽雅；“龙池晓云”在茗岭龙池山，每当拂晓，奇石奇景如五彩云霞；“玉潭凝碧”在玉女山庄，山色水光，明靓无匹；“蛟桥夜月”在古城中央，每逢中秋之夜，明月与桥心相对，宛若银蛇万道，煞是奇观；“张公福地”即张公洞府，气势宏伟，洞中有洞，被誉为“洞天福地”；“国山烟寺”在善卷洞旁，古迹云集，风景绝佳。在古籍上最早记载“荆溪十景”之名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编纂的《宜兴县旧志》。此后名人题咏，代不乏人。清代民间画家徐达章就绘有《荆溪十景图》工笔山水画册传世。

　　宜兴地处暖温带向亚热热带过渡的北亚热带南部季风气候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春季风和日丽，莺飞草长；夏季炎风暑雨，稻绿蝉鸣；秋季天高气爽，谷黄鱼跃；冬季瑞雪盈野，麦青豆壮。物产以大米、毛竹、茶叶为大宗，还有著名的溪蟹和太湖鱼虾，是江南的鱼米之乡。

　　宜兴是中国产茶的名地之一，所产‘国山苑茶’始于三国孙吴时代，当时即已著称江南，到了唐朝，连皇帝也喜欢宜兴名茶，规定每年要宜兴进贡茶叶。唐朝上元年间，陆羽在《茶经》中赞誉阳羡茶：“芬芳冠入他境。”故有阳羡唐贡茶之称。用阳羡唐贡茶、紫砂壶、金沙泉冲泡茶的特点是：汤青、色浓、茶香、回味甜，可见品质之佳。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宜兴全市有茶园4.5亩，茶场120多个，年出口茶叶近3万担。

　　宜兴的太华山区是江苏省最大的毛竹基地。太华山地处宜兴最南端，南接浙西，西接安徽，与皖南的九华山齐名。这里一山又一山，连岗接坡，层峦叠翠，无边无际；山风过处，竹影婆娑，好似大海中的波涛起伏，故有“竹海”之称。每到春天，竹笋即破土而出，沐春风，浴春雨，蓬勃向上，一天一个样。俗语说，“清明挖笋，谷雨长竹”。太华山区的毛竹约有9万亩，产量为江苏省毛竹的70％现在，宜兴毛竹蓄积量达1900多万枝，每个砍伐170万枝。

　　宜兴也是中国著名的旅游胜地。这里山多岩洞，洞多神奇。全县有石灰岩溶洞82个，景色瑰丽，奇巽天成，堪称“洞天世界”。据地质学家考察，它们已形成将近100万年。善卷洞、张公洞、灵谷洞为最大、最古、最奇之洞，有“江南第一古迹”、“海内奇观”之誉。善卷洞以洞中有河、水洞通舟著称；张公洞以洞中有洞、一线通天占魁；而灵谷洞则以洞中有山、绚丽多姿见长。古往今来，游客陶醉，诗人吟咏，“善卷张公天下奇”。近年来，又探明并开放了慕蠡洞和西施洞，洞身幽邃，景物奇妙，千姿百态，变幻莫测。这些洞府不仅是庄旅游胜地，而且是地质、地理、历史、水文、土壤、生物、考古等科学家的科研基地。

　　在善卷洞的附近，有一个祝陵村。村外毛竹参天，杜鹃遍地，每天春天，红花与翠竹相映，如锦似绣，远远望去仿佛桃花源的境界。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就发生在此地。每逢杜鹃花放，时有大彩蝶双飞不散，俗传为两人精灵所化。近还有祝英台读书处――“碧鲜庵”碑亭和“晋祝英台琴剑之冢”等遗迹。

　　在张公洞与灵谷洞之间相距3里许，有一玉女山，又名莲子山，山巅有玉女潭。相传古代有一玉女峰修炼于此，因此得名。其潭大旱不竭，深不见底；其水莹洁如玉，毛发可鉴。潭依绝壁，从顶上往下看，山石累累入画，灌木耸出壁罅，《玉女潭碑记》中说：“玉女一潭，更奇，更怪，更仙，更灵，尤非诸胜所能媲美者。”唐人权德舆称：“阳羡佳境，以此为首。”明代文征明还写有《玉潭仙居记》。当年郭沫若初游宜兴，也曾在潭边静坐、凝视、沉思，发怀古之幽情。

　　宜兴固然以风景秀丽著称，但是形成它今天独特风貌的主要因素却是陶瓷工艺。宜兴自古即以出产陶器闻名，是中国制陶业的发源地之一，向有“陶都”之称，与瓷都景德镇齐名。

　　陶都的窑场集中在宜兴城东南14公里的鼎蜀镇。镇以鼎山和蜀山得名。这两座山相距不过3里，一东一西，中间隔着一条罨画溪，遥相对峙。蜀山四面都是水，它好像水中央的一个小岛。山不算高，“水环之如赔嵝”。这座山原来叫做‘独山’，屹然特立，旁无附丽”。据万历《宜兴县志》载：苏东坡居宜兴时，“爱其风景类蜀，乃改今名。”元末画家徐贲隐居于此，绘有《蜀山图》，画中远山深秀，岚气郁苍，一派江南水色山光，并有宋克、和孝思等题识，观画读诗，颇能领略远离闹市的山居之乐。明代陈淳也有《罨画图》传世，堪称一时杰作。

　　鼎蜀镇东临烟波浩渺的太湖，西南为天目山支脉南山所环抱，宁杭公路和蠡河贯穿其间，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全镇面积53.29平方公里，人口近8万。从地貌上看，鼎蜀镇处在浙江北部的天目山、莫干山向北延伸的余脉和长江三角洲的交接地带。山丘地区露出大面积泥盆纪五通群地层，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陶土矿，太湖沿岸又沉积着大量含铁质的土骨，都是陶瓷工业的主要原料。山丘地区还蕴藏着茂密的林木、毛竹和煤炭资源、为发展陶瓷工业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原材料。所以，鼎蜀镇既是宜兴境内山区和水乡的交界地，也是陶土和燃料的丰富产区。东自蜀山、西自鼎山白岩、汤渡，南至白泥场，北达潜洛、上袁，方圆30里，几乎是家家做坯，处处皆窑。即古人所谓“白甄家家哀玉响，青窑处处画溪烟”（陈维崧《双溪竹枝词》）。从窑区再往西南，山更高，溪更深，山上所产的陶土和燃料，都可以从水道运到窑区。从这里由东往北，河面更宽，岔道更多，都通太湖，可把陶器产品运到长江两岸的广大地区直至全国各地。原料丰富，取用便利，交通运输畅达，是宜兴陶业得天独厚、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千百年来，生长在这块地地上的人们，世代辛勤地从事着这个事业，加上陶艺家的无穷智慧和杰出创造，使陶都经历多少时代的变迁，长盛而不衰。

　　提到宜兴陶器，使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外闻名的紫砂茶壶。茶壶本来是一般的饮具，可是宜兴的紫砂茶壶却有特殊的功能，泡茶不走味，贮茶不变色，盛暑不易馊。其使用年代越久，器身色泽就越发光润芳馨，即使在空壶里注入沸水都会有一股清淡的香味。茶壶造型一般简练大方，淳朴古雅，例如名为“云龙”的紫红色茶壶，是名艺人朱可心的代表作品。满壶浮雕着一片起伏着的云彩，两条巨龙在云层里翻腾，神态矫健，其中有一条龙钻出了壶盖，这条龙的头能伸缩，犹如隐现穿行在云海之中，而从云端下垂的龙尾又构成了壶把，真是活龙活现，既实用又美观。所以寸柄之壶，盈握之杯，往往珍同拱壁，贵如金玉。“世间茶具称为首”，古今中外，讲究饮茶的人，都以紫砂壶为珍品。

　　据考古普查证明，这里烧造陶器可上溯到5000多年以前。陶都的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就发明创造了陶器。商周时期，已有精美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到了秦汉，陶窑密布，陶窑密布，又出现了釉陶的烧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鼎蜀镇附近的均山已成为中国南方早期青瓷的重要产区。宋元时期，日用陶和军用陶生产规模空前，出现了精美的此砂陶。明清两代，此砂工艺大放异彩，使宜兴陶器成为闻名世界的产品。

　　早在宋代，宜兴陶器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窑场的楷模，淬至今的蚌式洗和长颈瓶是可考珍宝。南宋时，宜兴陶器就在国际上有了声誉，并为西方著述家所重视。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阿拉伯地理学家爱垂醵氏（Eletrisis）在一部地理书中写道：“中国面积很大，人口极多，……艺术作品以绘画和陶瓷器为最精美。”特别提到“蜀山建筑美丽，所造陶器，质地极佳。”蜀山即今鼎蜀镇之蜀山。

　　质性特殊的紫砂陶原料，黏中带砂，柔中见刚，富有韧性，颜色鲜艳。有紫色的砂泥，奶色的白泥，橘色的黄泥，猩红的原泥，黛色的绿色……斑斑斓斓，被誉为“五色土”。这些陶土烧成之后的器物，表面光挺平整之中含有小颗粒，表现着一种砂质效果，所以称之为紫砂、紫砂器或紫砂陶，它是中国独有的一种陶器。

　　紫砂陶土最初的发现如同古代埃及人发明玻璃的传说一样离奇。据说古时候，有一异僧行经村落，向村人高呼“卖富贵土。”大家以为这是僧人用癫话诓人，纷纷嗤笑他。僧人不以为怪，又高呼“贵不欲买，买富如何？”于是引导村叟跟他上山，指点黄龙山中蕴藏有一种使人受用不尽的富贵土，言毕而去。村人发掘，果然挖得一种五色缤纷的土，红的、黄的、绿的、青的、紫的……灿烂光亮，奇丽极了。从此以后，一传十，十传百，鼎蜀山村的村民都来锄白砀、凿黄龙，挖掘这山间的“富贵土”，开始烧造最早的紫砂壶。

　　传说虽不足信，但紫砂泥确乎得山川之灵气，乃是陶都得天独厚的特种陶土矿产，亦为罕见的天然资源。皖之寿县，鲁之博山、粤之潮邑，均有类似的泥料出产，而一究其成分，则判若霄壤。若以色泽的美艳古朴，质地的经久耐用，当推宜陶为独步。

　　宜兴出产的陶土，按其颜色、产地不同，大体可分为本山甲泥、东山甲泥、瓦窑甲泥、西山嫩泥、屺山泥、蜀山泥、白泥、黄泥、绿泥、乌泥、红棕泥和紫砂泥。甲泥是接近地表面的一种黏土。它们质性有软硬、韧脆、粗细以及耐火程度的不同。各种陶器根据大小、厚薄、曲直之异，用泥也各有区别。白泥、黄泥、绿泥和紫砂泥用水簸法精炼后，可以单独制造陶器。其他各种陶土均需混合作用，方能获得良好的窑业性能。其配合量随制品的种类、性质和形状大小而异。

　　白泥 是一种单纯粗砂质铝土质黏土，用于生产砂锅、煨罐和彩釉工艺陶，原泥呈灰白、桃红和象牙白等色。经淘漂压滤后，表面细腻光亮，烧成以后呈象牙色泽。

　　嫩泥（亦称黄泥） 颜色有浅灰色、淡黄色和黄红色等。因这种泥风化程度好，质地较纯，具有比较好的可塑性和结合能力，可以保持日用陶器成型性能及干坯强度，所以它是日用陶器中常用的结合黏土。

　　甲泥（亦称夹泥） 是一种硬质骨架泥岩，粉砂质黏土，未经风化时叫石骨。这种泥料种类很多，按颜色和厚度的不同，分别冠以产地名称。如本山甲泥、东山甲泥、西山甲泥、瓦窑甲泥等。颜色有紫红色、紫青色、浅紫色和棕红色，是制作日用陶器大件产品必不可少的原料。

　　紫泥（古称青泥） 是制作紫砂壶的主要原料。紫泥都深藏于甲泥之中，所谓甲泥，即夹于地层之下，深埋在山腹受自然压力后，一般呈坚硬的块状，好像铁甲而得名。而此泥则又埋于甲泥之中。因此，紫泥又向有“岩中岩”、“泥中泥”之称。紫泥的种类较多，有梨皮泥，烧后呈冻梨色；淡红泥，烧后呈松花色；淡黄泥，烧后呈碧绿色；密口泥，烧后呈轻赭色。还有一种本山绿泥，矿土呈蛋青色，表面光滑如脂，该泥夹于黄石板与甲泥之间，又称夹脂。

　　红泥（或称朱泥） 是制作紫砂壶的主要原料。矿石呈橙黄色，埋于泥矿的底部，质坚如石，亦称“石黄泥”，即古人所谓“未触风日之石骨也”（清·吴骞《慢羡名陶录》）。产量较少，不仅独存在于矿层中，多从原料中挑选出来。因其含铁量多寡不等，烧成之后变朱砂色、朱砂紫或海棠红等色。因为产量少，过去除销往南洋的水平小壶用示泥制作胎身外，一般只用作着色的原料。如在紫泥制成的胎面，再涂上一层朱泥，就可以烧成粉红色。

　　绿泥（亦称段泥） 是紫泥矿层上面的一层绵头，产量不多，泥质较嫩，耐火力比紫泥低。绿泥大多用作胎身外面的粉料或涂料，使紫砂陶器皿的颜色更为多样。如在紫泥塑成的坯件上，再涂上一层绿泥，可以烧成粉绿的颜色。

　　紫砂壶所用的原料统称为紫砂泥，其原泥分为紫泥、红泥和绿泥三种，地质特征及成因基本与甲泥一致。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很强，渗透性良好，是一种品质极优的陶土。与它同类的还有大红泥、乌泥、白泥、本山绿泥和墨绿泥。这些陶土都深藏于岩石层下，杂于夹泥之中。出矿时呈岩石质地块状，经过摊场风化，成为豆粒颗状，再经细磨，通过每平方厘米200多孔眼的罗绢钢丝筛下粉末，加15％的水拌成生泥块，再经多次捶打，使泥料压缩黏韧，就成了可以用来制坯的紫砂泥。

　　根据1925年地质普查资料，宜兴陶土的种类及分布为：白泥产白泥场，黄泥产黄泥场，甲泥产南山、黄龙山、嫩泥产西山前，任墅、瓦窑、赵庄，紫砂泥产黄龙山，架土产瓦窑、任墅、黄泥场、红泥产赵庄，绿泥产黄龙山。

　　1978年的地质普查资料反映，宜兴的主要陶土种类及分布情况如下：白泥，颜色有灰色、桃红、象牙色等数种，主要分布于兰山、大潮山、白泥场一带；甲泥，有本山甲泥，西山甲泥之别，主要分布于黄龙山、张渚、杨店、林场、均山、东山、黄泥场、涧坞，矿源从南山一直延伸到父子岭、董塘一带；紫砂泥主要分布在黄龙山一带；嫩泥，主要分布在川埠、西山红庙、蒋立桥等地；红泥，出产于川埠境内的西山和赵庄。

　　截至1984年,宜兴陶土资源黄发现55处重点矿点，陶土矿占全省总储量的95％以上。其中甲泥矿分布：鼎蜀镇以北1公里处黄龙山，以北3.58公里处的朝阳山。以西12公里处宜兴林场。以南6公里处的凤凰山，以南8公里处的兰右。西北1.5公里处的青龙山。湖父镇西南的纸坊、罄山寺。张渚镇以西4公里的西山桥处。茗岭乡以南3公里处的向山、平园村。太华乡杨店官庄缸窑界。铜峰乡的西梅园。白泥矿分布：鼎蜀镇以南6公里处的白泥场，7公里处的东大潮山，8公里的兰石。西南2.5公里处的南山。太华乡桥涯村、深洞村。茗岭乡以南3公里处的向山、平园村。湖父镇以西4公里处的苍坞。嫩泥矿分布：鼎蜀镇西南2公里处的沙山。以西3公里的石柱头、红庙、香山。以南3.5公里处黄泥岭。西北1.5公里处青龙山。茗岭乡长岗岭。湖父西南3公里处的七里棚、九里山。太华乡杨店。耐火泥分布：张渚镇西的鸡笼山。太华乡杨店，茗岭乡以南2公里处的涂里，大庙西的北山。鼎蜀镇西北1.5公里处的青龙山。其他还有：茗岭乡涯村瓷土、瓷石矿，湖父乡以东省庄瓷土、瓷石矿，立新红泥矿，大港小坞头红泥矿，柏山永康瓷石矿，鼎蜀镇以南7公里处东大潮山北坡的紫砂石等等。

　　紫砂陶制品的质量性能首先决定于原料的质量与性能，其实决定于生产的工艺过程，因此要求获得良好的制品，首先要有良好的原料。

　　宜兴“水土宜陶，砂壶宜茶”，泥质极优，蕴藏极富，而且每一地区的陶土颜色也不尽相同，质性特殊，奇丽天成。例如：赵庄出产的嫩黄泥，和人一切色土，可以增强其可塑性，算是宜陶的丞弼。赵庄石黄泥的壶坯人窑烧炼，就变为朱砂色。蠡墅的天青泥，成陶后即变为黯肝色。又一种梨皮泥，壶坯可以烧成冻梨色。汉红泥可以烧成松花色。浅黄泥壶坯成陶后呈豆黄色。密口泥可烧成轻赭色。梨皮泥如若再掺入白砂，便会烧成淡墨色。团山的老泥，成陶后壶面现出石砂星星。团山老泥若再掺入天青泥或石黄泥，则能烧成浅深古色的紫砂壶，变异之美妙，非其他名窑出品所能比拟的。当年异僧行经鼎蜀大呼“卖富贵土”，可见不会无因。而今宜兴紫砂盛行千载，饮誉世界五大洲，显然是与其“富贵土”紫砂泥的色彩奇丽、美妙变异有着极大的关系。当然，这也靠陶都历代陶工、壶艺家的聪明智慧、辛勤劳动和杰出创造，并经过世代相传，才日趋完善起来的。

　　陶都所产的各种天然陶土，不论是甲泥或嫩泥，都含多理的氧化铁。多的含量在8％以上，少的也在2％左右。用这种泥料制成器胎，经过氧化焰烘烤，胎质就呈现褐色或紫色。这就是乌泥胎和紫砂胎的由来。同时，又因为各种甲泥和嫩泥的含铁量不同，经过适当配合，再用不同性质的火焰烘烤，可以呈现深浅不同的黑、褐、赤、紫、黄、绿等多种颜色。这就是紫砂壶可以烧成各种不同颜色的原因。在明代中叶以前，宜兴陶工只用嫩泥烧造陶器，没有采石骨，因而烧成的颜色比较单调。陶都的石骨泥料据说是由一个和尚发现的。宜兴自从发现了石骨泥以后，就开始生产有名的紫砂壶。

　　紫砂陶原料多产于石骨泥即甲泥矿层中。它的化学成分与物理性能都具有先天的优良条件。据科学分析，紫砂泥的主要矿物为石英、黏土、云母和赤铁矿，这些矿物的颗粒组成适中。其矿物组成属于黏土－石英－云母系。紫砂泥含有氧化硅、氧化铝、气化钙、氧化镁、氧化锰、氧化钾和氧化钠等化学成分。合理的化学、矿物、颗粒组成，使紫砂泥具备了可塑性好，生坯强度高，干燥收缩率小等良好的工艺性能。近年来，宜兴陶瓷科学研究所和紫砂工艺厂的专家，对紫砂陶原料性能作过专门研究，兹将综合分析的有关数据辑录列表于后可供参照。

　　宜兴地区的地质系沉积岩矿。据科学考察：陶土原料遍布于宜兴南部丘陵山区，为颇发育的古生代地层。陶土存于志留世、泥盆世和早石灰世等地层中，它又源内陆和海滨湖泊，以沉积作用堆玉成矿。一般陶土的矿体呈层状。白泥往往分布在山腰，而甲泥则在山脚平坦的地方。

　　明清时期，开采陶土就已成为鼎蜀山带农民的副业。在农闲期间，由二三人至10多人组成一组，进行开采，将陶土原料卖给场户加工成泥料。有的则自采自淘，直接出售给窑户。

　　在明代，甲泥的产区是在白砀、青龙、黄龙诸山。甲泥埋在地层深处，因而在开采时需要“深入数十丈乃得”。《阳羡茗壶赋》凿黄龙，宛掘井兮千寻；攻岩有骨，若入渊兮百仞。”就是记录明代宜兴陶土在白宕、黄龙山一带开采甲泥的情景。古文《荆溪疏》里有关于“高原峻板，半凿为陵”的记载，也是在山坡采掘陶土的记录，陶土掘出来以后，要经过捣碎澄滤，才能使用，即所谓“分畦茹滤”，“并杵椎春”。

　　在清代，采石炼泥已成为农民的副业。据光绪八年《宜兴县志》记载：“土有青黄，用供抟埴。天青泥于诸泥为最贵，制茗壶者特用之。黄泥供缸瓮坯质而已。黑董如白面可济瑾，白垩为矿灰可涂污，白土可泥壁，今人用烧白瓷器坯。”“土美者抟土。黄土作坯，烧成瓦甓。紫砂之泥为茗壶、花盆，或仿古式作杯、碗及几案间玩器。白泥为瓶缶……其间非陶业者亦多接土澄泥，采石乳，取土骨。”这里所说的“非陶业者”，就是农民。

　　紫砂泥类，当时均于鼎蜀镇黄龙山中。原泥分为青泥（今称紫泥）、红泥和绿泥三种。据说，过去还有一种可烧成“雨过天青”颜色的天青泥，现在土源已竭，挖掘不到了。

　　原料的勘探方法，分槽探和小圆井勘探。前者适用于白泥，而后者则适用于甲泥。白泥一般分布在山腰，上面岩石很多，不宜以圆井法勘测，一般采用槽探（槽宽2米，长5米）。在石头多、废土多的地方，可采用小圆井勘探（井口直径以1.21米为适宜）。圆井法探测的好处是牢固似箍桶，碎土不易落下，压力均匀，这种方法适用于勘探甲泥。

　　陶土的开采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露天开采，也称明掘。这种陶土离地面近，一般只需掘去1～2米废土，即可采得。如嫩泥多产于土质山地，泥层离地表不过四五尺，因此，可用明掘方法开采。另一种为坑道开采，也称暗掘。必须先凿成矿井，穿过黄石岩层，或在黄石岩层凿成横穿式隧道至泥层再进行开采。甲泥多产于黄石岩下，矿层离地面较深，采掘工程比较艰巨，一般用矿井式采掘，紫砂青泥和其他甲泥用隧道式。这两种采掘方法都叫做暗掘。

　　露天开采，凡是覆盖层较薄的矿体，接近地表，废土量不大的山坡，在探测确定后，可采用露天开采。露天开采首先要剥掉废土，必要时要按地形做人口道和出口道。所剥的废土要堆于指定的地方，避免返工浪费。剥离的方式要阶梯形，高2～2.5米，宽1.5～2米，这样，石头滚下不会发生危险。具体开采方法：泥层高的可分阶梯面开采，其高、阔度与剥土相同；如遇特殊情况可分段交叉开采，禁止直线作业。在开采过程中如遇有坚硬的岩石及黏土，可用爆破方法。在陶土运输上，采用指状运输条件最为有利，即由总路进入工作面，分各支路进行装车，这样可避免车辆拥挤等候装车的现象。如开采面与运输路的坡度不大，可以将车子直接进入矿口装泥，这样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坑道开采 坑道开采法是按照一定的开采顺序，在地下矿床或围岩中把陶土开采出来。通常采到一定的程度时，为了扩大工作面，就要开支脉巷道（一般掘进到20米左右就可以开支脉巷道），便于回采。在平洞的采掘过程中，要注意做好顶板两旁泥墙的管理工作。在开始掘井时，两旁要研轧墙，顶板要架支柱。为了节约原材料和生产费用，可以采用石柱支柱。支柱的架设是按顶板牢固情况而定，支柱与支柱之间的距离一般为2米；如遇裂缝口之处，要增加支柱，才能保证安全。

　　1955年7月，宜兴县采矿公司成立，统一开采陶土，并将原来从事开采的宕户、雇工，农民招收进厂做工。1956年陶土的开采量为18万吨。1958起，陶土开采使用手工打眼和爆破，开采效率提高4～5倍。1959年矿井内采用人工电钻，工效提高10多倍。1966年8月，宜兴陶瓷公司成立原料总厂，形成了从地质勘探到原料开采、粉碎、炼泥加工生产一条龙。从1975年起，原料总厂又进一步改造和更新开采设备，使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上世纪80年代以后，陶土开采已普遍使用凿岩机、风动凿岩机、混式煤电钻、液压挖掘机、链板输送机以及多式绞车等机械设备，矿井内的通风、防尘和通讯等设备也日趋完善，为原料开采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陶土须经加工成熟泥成品后，方能制作坯件。窑户加工陶土的场所称为泥场，又是泥料的收发、保管和储存部门。明代至民国初期，陶土的加工沿袭手推脚踏的方式，经选料、摊晒、捣碎、过筛、加水调和和脚踏踩炼后，再世成泥块，然后运送到厂房避风潮湿处陈放备用。

　　明清时期，宜兴陶工已有原料配比的经验。根据制品大小厚薄的不同，采用甲泥、甲泥绵头、嫩泥等混合配比方法。紫砂泥料，古人云：“壶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时大彬初年，皆细土淡墨色，上有银沙内点，殆硇砂的制。”（《阳羡名陶录》）明代陶人陈仲美“好配壶土”，沈君用“配土之妙色象天错”；史料中还有对紫砂壶“合以丹青之色”（《阳羡茗壶赋》）等记载。由此可见，紫砂陶人在明代中期就已经掌握了运用自然泥料或化工原料配泥的方法。以梨皮泥与白泥混合，烧后可得“淡黑色”，以天青、石青则可配成“浅深古色”。

　　泥料的处理：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澄泥“分畦茹滤”。白泥、黄泥均用澄泥处理法，即泥料经过粗碎，用水浸润，除水澄淀等过程。二是踏炼。缸、瓮等日用粗陶泥料，采用摊晒、槌碎、过筛、加水调和，脚踏踩炼，用木杆切块等过程。

　　紫砂泥料，在明清时期“取色土筛捣，部署迄，龠其窑中，名曰养土。”（《阳羡名陶录》）即经选泥、粉碎、加水润湿踏炼，将泥料放置地窑阴湿处陈放备用。红泥、嫩泥、绿泥都制成泥浆状，用经粉涂于紫泥坯体的表面。明清时期宜兴陶业生产仍保持着小生产者的特点，所以，对泥料的配比和处理，有“取用配合，各有心法，秘不相授”之说。

　　1931年以后，宜兴开始靠牛拉滚场碌碡，人推石粉碎陶土。1953年3月，陶都鼎蜀镇建立了轧泥厂，开始使用机器加工陶土。1958年采用练泥机和球磨机等设备加工陶土，以后相继发展了轮碾机、压滤和真空炼泥机等成套连续化生产作业线。为了减少矽尘污染，宜兴陶瓷公司原料总厂筹建湿式粉碎设备。到1987年底，陶土加工已普遍采用湿式粉碎、笼式粉碎、轮碾机粉碎、雷蒙机粉碎和球磨机粉碎等方法。炼泥采用搅拌机、卧式练泥机和真空练泥面等机械设备。而今，宜兴各陶瓷厂已全部设立原料车间，自行加工泥料。

　　中国陶瓷，发达最早，首先使用釉及窑火的伟大艺术，千变万化，无涯无尽，技术达世界最高峰。

　　大约在1万年到7千～8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使用磨制石器、过着渔猎生活的时代，就开始创造了原始的陶器。制造的方法有篮制、模制、手捏、圈泥和转盘等几种。

　　关于陶器的发明，恩格斯作过科学的阐明，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原始陶器的制作和编织物的产生，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和创造。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陶器的发明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陶瓷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原始社会的彩陶和黑陶；商代的白陶、硬陶、釉陶；汉代的近似瓷的釉陶；西晋的青瓷。唐代的三彩陶，宋代的此砂陶，明代的青花、五彩瓷器，清三代瓷器，等等，都驰名中外。在英文字典里，陶瓷和中国是同一个单词“CHINA”，古代中国在世界上享有“陶瓷之国”之美称。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古代人类发明了制陶技术。学会制陶，对农业的发展与定居生活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产陶，历史悠久，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周书》里有“神宜耕而作陶”，《路史》里有“燧人范金合土为釜”，《资治通鉴》里有“黄帝命宁封为陶正”，《吕氏春秋》里有“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物源》里有“轩辕作碗碟”，《周礼·考工记》里有“虞氏上陶”，《史记》里有“舜陶于河滨”等记载。

　　中国陶器始于何时？过去没有确切的定论。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用放射性同位素对出土古陶器进行科学测定，确定中国制陶工艺始于6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彩陶”和“黑陶”为代表。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中国河南省渑池仰韶村，首先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址中有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绘有红、黑或紫色的几何图案，考古学家称之为“彩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的“仰韶文化”。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省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许多黑色陶器，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器形浑圆端正，乌黑发亮，考古学家称之为“黑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龙山文化”。这就是中国史前文化阶段的两个主要系统。此外，还有与仰韶文化同时发展的“马家滨文化”，有与龙山文化同时发展的“齐家文化”，以及“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等，也多以红陶，灰陶、彩陶、黑陶为主。

　　广义的陶器可分为四类：土器、炻器、陶器和瓷器。土器，坯质粗松，多孔，色泽不洁，成陶火度最低，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砖瓦钵；炻器，坯质致密坚硬，取天然泥色，成陶火度在1010C～1020C，无吸水性，音粗而韵长，如紫砂陶；陶器，坯质孔较细，上釉，成陶火度较高，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缸、瓮、罐、坛；瓷器，坯质致密透明，上釉，成陶火度最高，无吸水性，音清而韵长，如江西景德镇的产品。

　　远在石器时代宜兴就开始制陶，宜兴鼎蜀镇窑场是世界炻器的发源地，它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大量生产陶器。每一时代都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并且或多或少地呈现一种独特的生活样式。因为隐患的使用在表示文化上连续时代开始的标准不如家畜、铁或文字的使用等来得明显，所以人们采用制陶术作为表示时代的标准，便需要说明理由。陶器的制造假定着村落生活的存在以及简单技术的出现。

　　近年来，在文物普查工作中，考古学家陆续在宜兴的鼎蜀、张渚和杨巷等地发现大量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氏族社会，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从事农业和陶业劳动。距今约5000～6000年以前，宜兴出现了原始部落。归径乡的南唐村、骆驼墩，邮堂乡的西溪村先后都发现了属于这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骆驼墩是一处距今5000多年的原始村落遗址。村落选择在地势高爽的土墩上。当时的人们已普遍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用石斧、石锄等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过着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还进行采集、渔猎和饲养家畜。骆驼墩原始人已能建造低矮简陋的房屋。当时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人们已普遍使用陶器（有红陶盆、陶鼎、陶碗等），而且在西溪村原始文化遗址出土了陶壶和陶罐。在这些遗址上，与粗糙的或打磨的石器一起出土的丰富的夹砂工陶、泥质红陶、白衣黑陶和灰陶的碎片。器皿的成型方法，基本上是手制，也兼有轮制的，较晚的泥质红陶上面，可以看到简单的方格纹。骆驼墩原始人是按母亲的血统来定亲属关系，处于母系氏族阶段。

　　距今约4000～5000多年以前，宜兴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原始村落逐步发展到近河旁的高地和山麓南坡上，由几个相邻的居民点组成一个村落。宜兴的杨巷、鼎蜀、张泽、铜峰、新芳、善卷等地先后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其中以杨巷镇一处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最为典型。在今杨巷东北部的三块高地，以蛳螺墩（也叫城头地）为中心的原始村落有很大规模，周围面积达300多亩。原始的农业已得到较快发展，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这时的石器工具出现了石镰、双翼形石耕田和半月形双孔石刀、石犁。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发展起来，出土了大批古陶器，其中有完整的红陶鼎，大部分为日用器皿，造型多样。烧造陶器的温度达800C～700C。杨巷原始遗址还出土了多种陶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

　　各行各业的创造，据说都有祖师，世代相传，被当作神仙一样供奉，这是旧时沿袭的礼俗。宜兴陶业，过去一直奉范蠡为祖师，立庙塑像，奉为“造缸先师”。在陶都民间，现在还流传着关于范蠡和西施的许多故事。

　　范蠡，字少伯，是春秋楚国人，曾在越王勾践手下做官20多年，曾封为将军。那时，越国与吴国有世仇，越国失败，越王勾践被吴王奴役。越国大夫范蠡献美人计，送西施给吴王，换回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表示不敢自安，不求甘味，以喻刻苦自励，充分准备力量。以过20年的艰苦奋斗，灭吴兴越。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国，他主动放弃了官职，带着西施出走。据说，经过五里湖时，曾夜宿湖边，后人改五里湖为蠡湖。蠡湖位于无锡东南境，附近还有蠡园等古迹。

　　相传范蠡弃官潜行后，经常出没于太湖之滨，先在无锡鼋头渚落脚，最后来到宜兴隐居。他看到宜兴鼎蜀山区附近的泥土，黏力甚强，耐于久烧，宜作陶器，便发动当地人民从事生产。宜兴的陶业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为了尽力于制陶事，竟将自己的姓氏也改了陶，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陶朱公。

　　据说范蠡隐居在宜兴蠡墅，离越都比较近，又做了一番事业，他惟恐为勾践发觉，因而又把家迁到山东济阴的定陶。到了山东，他又把自己的才能用在经营农业和商业方面，成为巨富。传说范蠡在宜兴从事陶业生产，留下不少遗迹；宜兴城东有一条运河，从汤渡罨画溪起，经过鼎山、蜀山、常安、蠡庄渡、张泽桥等地方，穿过东九，北达湛渎，共长30余里。相传是范蠡征集人民开凿成功的，目的是为便利灌溉田亩和交通运输。后人为了纪念范蠡的功绩，把这条河叫做蠡河。

　　现在宜兴陶业中心的鼎山和蜀山之间有一条地方叫做蠡墅，相传是范蠡当年住过的村庄；蠡墅西境松树窑后面，古有“蠡墙围”，树木葱茏，景色幽美，是他住的地方。还有“施荡桥”和“西施荡”，这些名称的来历都与西施有关。据说，施荡桥是范蠡伴西施游览过的地方。嘉庆年间重刊《宜兴县志》“遗址补遗”条下有“蠡墅在鼎山之西，范蠡成功泛湖，常居于此”的记载。

　　鼎蜀镇蠡墅的崇福寺里，曾有范蠡的塑像，抗战时被日军拆毁。汤渡的镇溪寺里，挂过陶朱公画像，上面还悬一匾额，书曰“致富先师”。镇溪寺今已改建为陶瓷厂厂房。每逢九月初九重阳节，宜兴的陶业工人有集会纪念‘陶朱公’的礼俗。

　　据考，范蠡来到宜兴的年代，第一次在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送西施、郑旦至吴国，停留地今称蠡庄。而隐居宜兴发展制陶业当在周元王二年（公元前474年）之后。居蠡墅，开蠡河，口啤与文献合符。

　　因为有经上种种的文字记载和传说，所以有不少人都认为范蠡是宜兴陶业创始人。如1932年《工商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里有《宜兴之陶业调查》一文，就是这么说的：“宜兴之陶业，相传为春秋时范蠡所创始。蜀山之西有地名蠡墅者，即为范蠡别墅之故址。昔范蠡居此，是近旁泥土有耐火性，且黏力极强，察其可制陶器，因制为各种器皿，筑窑以烧之，殆为陶业之权舆也。今蠡墅附近有地名蠡匠（墙）围者，尚有古窑十余座。”以后许多关于陶瓷的著作，如1932年出版的《江苏省实业志》，1936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吴仁敬、辛安潮著），1955年出版的《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傅振伦著），都有类似的说法。

　　但是清光绪八年撰修《修兴·荆溪县志》的编者，对于有关范蠡在宜兴制陶的传说，却采取否定的态度。县志的《定讹篇》里说：“蠡墅旧址遗址补遗谓范蠡成功泛湖，常居于此。按，蠡墅及蠡庄皆以近蠡河而得名，若泛舟五湖，仍居于此，则吴已属越，近而易求，外传何云莫知其所终极乎？然今东乡业陶者，且因此以祠范大夫，不知陶朱之陶，古为邑名，而直以少伯代昆吾之陶也！”在“施荡河”条下，编者也加上按语说：“北为北施塘，南为南施塘，盖因施姓居此而得名。俗作施荡，谓范蠡载西施游荡于此，传为鄙谬。”

　　关于范蠡去越的事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楚国人范蠡，春秋战国时期，为越国大夫，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以后，弃官经商，到过齐国，后又到当时居于交通中心的商业城市陶邑定居，自称陶朱公。他以商有方，不久致富，故为后世商界所推崇，他所归纳的“经商十八则”更为后世商人奉至宝。又据《史记·越王勾践纪家》：范蠡去越以后，“浮海出齐，自谓鸱夷子皮”，曾三致千金。最后，“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陶”在什么地方？据《史记》徐广注解，“陶”在山东济阴定陶；据纲铿注解，“陶”在今山东肥城西北陶山。总之，不是在宜兴境内。范蠡的发财致富，主要是从事经营农业和商业的结果。他最后住在“陶”，改姓朱，故自号“陶朱公”，原来和陶业无关。

　　宜兴陶业，源远流长。但是，始于哪个时代，以往一直没有确切的定论。据古代文献记载，紫砂陶的历史只是上溯到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创始人为金沙寺僧和供春，（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始造均陶的时间也只是定为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以欧子明创建窑的出品为代表。（明·谷应泰《博物要览》）至于日用陶则更少记载，始见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王烯登所写的《荆溪疏》，而且只有寥寥数十字而已。

　　通过40年来的考古调查，特别是近几年来宜兴对古代窑址进行一系列的普查工作，基本上弄清了宜兴陶瓷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

　　1959年，在宜兴鼎蜀镇南山附近的均山曾发现一处六朝青瓷窑址。尔后，宜兴陶瓷公司为编写《宜兴陶瓷史》，会同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和南京博物院考古专家，曾在宜兴的鼎蜀、张渚和杨巷等地开展了较系统的古窑址考古普查工作，先后发现古文化遗址7处，其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5处，另有古窑址100多处，其中：汉代窑址16处，六朝青瓷窑址3处，隋唐、五代窑址9处，宋元窑址20处，明清窑址60多处。（《宜兴古窑址调查》，载《文博通讯》1979年1月号）在古代窑址中，又以宜兴鼎蜀镇附近汉代窑址、宜兴南山六朝青瓷窑址、宜兴涧，唐代古龙窑和宜兴蠡墅羊角山宋代紫砂古窑址为最有代表性。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较完整的一批古窑址，对研究宜兴陶瓷史、中国古代窑炉发展史和紫砂史，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宜兴地区古窑址的发现和重点窑址的清理发掘表明，上起汉代，下至明清，涉及到了宜兴历代陶瓷烧造简况，基本上理清了宜兴陶瓷的历史连续性问题。涧古龙窑是江苏地区发现的惟一一处唐代清瓷窑址，器物造型特征与浙江地区同期瓷窑基本相同。窑址所出均为日常生活用品，碗、钵、罐占总数的98％。特别引人重视的是蠡墅羊角山发现的早期紫砂古窑址，把紫砂陶的烧造历史提前了将近500年。出土紫砂壶形式拙朴，粗犷。这些新资料对陶瓷研究工作者、此砂工艺师和收藏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鼎蜀镇附近的汉代窑址：汉代是宜兴陶瓷的发展时期，在鼎蜀镇附近地区烧造陶器的窑场已相继出现。从1975年到目前为止，据宜兴陶瓷公司的初步调查，仅在宜兴镇及其附近地区先后发现的汉代窑址已达16处之多。两处在镇上：青龙山南麓的西獾墩汉窑和茅庵山汉窑。其余大部份汉窑集中分布在南山北麓，如均山猩子墩汉窑、东瓦窑汉窑群、马屁股汉窑、南山东獾墩汉窑、桑场北石码头汉窑及其西北风水涧的汉窑群等。这些窑址都建筑在近水的山脚坡地上或丘陵、台地上。

　　南山座落在宜兴鼎蜀镇西南约3公里处，为浙江天目山支脉，海拔180余米。汉代窑址筑于山地原因有二：一是此处松林茂密，是烧窑的好地方；二是此地经常发洪水，窑筑山区地势较高。直至朱无璋占领南京，建造东坝，而后才无水患。

　　据普查，在南山西瑞有一土墩俗称“狮子墩”，墩高我2米，墩东有一汉代古窑，窑作圆形，经挖掘，尚有少量烧土和窑砖的残迹，又有汉陶残片和窑具等散布在土墩四周。在南山大公塘山谷，也叫“大松园”，就是1959年发现的六朝青瓷古窑遗址。往东南的龙头丫裆发现有汉窑遗迹。由此再向东即到俗称“六十头”山谷的馒头墩西坡，又是一处汉代窑址，堆积丰富，称为“馒头垴西窑”。在馒头墩东破也有一处汉窑，出土有口径达32厘米的汉代大敛口瓮等大器，此处称“馒头炖东窑”。南山东北麓的东瓦窑旁，均发现有汉窑。在绵延3公里的南山北麓，必现汉代窑址9处多。在南山东北端的涧村西北的风水涧台地，也发现3处汉窑遗迹。另在鼎蜀镇以北5公里处的川埠石码头村，还发现了一处至今保存完整的“石码头汉窑”。这是宜兴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古窑址。

　　早在汉代，宜兴鼎蜀镇附近已是陶窑密布，陶业生产也具有相当规模。出土的各类器物，胎质、器形和纹饰几乎完全一致。按胎质分有灰陶、红陶和原始青瓷三种，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在均山狮子墩、东瓦窑、马尼股、风水涧等汉窑址的废品残片中，还发现了釉陶片，釉色呈淡微黄。汉窑烧制产品的器形主要有：细弦纹灰陶罐、双系敛口弦纹罐、比系敛口叠沿梳篦纹瓮、双系敛口壶、盘口壶、长颈壶、敞口式原始青瓷壶、双领弦纹罐（俗称泡菜坛）等器，其中以罐、瓮为大宗。其成型方法一般都是在陶轮上旋制而成，即慢轮坯成型，馒头墩东窑大敛口瓮及直颈瓮，则是采用手工打片成型，胎内壁有小而光的“里手”压痕，器外拍打直条状窗棂纹。手工打片成型是宜兴地区日用缸器成型的传统方法。陶器的纹饰较几何印纹硬陶简单，有方格纹、窗棂、蕉叶纹，弦纹和水波纹等。弦纹、水波纹是在陶轮上旋制而成；方格纹、窗棂纹、蕉叶纹乃是压印上去的。其成型方法均在陶轮上拉坯而成，所以器形匀称规整，浑朴大方。

　　关于紫砂壶的古代文献资料，最早见于北宋仁宗时进士梅尧臣《宛陵集》中的两首诗。其卷十五《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诗中有“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的描写；又卷三十五《答宣城张主簿遗雅山茶次其韵》诗中有“雪贮双砂罂，诗琢无玉瑕”的提法。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城人，工诗，以源远古淡为意，与欧阳修和苏东坡父亲苏洵是诗友，他曾怀着对紫砂壶的爱好，慕名到过陶都，还留下《陶者》诗一首。其次，是梅尧臣的诗友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诗》云：‘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潇有余清。”北宋苏轼也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词句。另外，还有宋人作《满庭芳·试茶词》云：“雅燕飞觞，清谈挥簏，使君高会群贤……轻淘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园……”这首宋词，既见于秦观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又见于米芾的《宝晋英光集》。这里所说的“紫泥”、“砂罂”、“提壶”、“紫瓯”等，都是指宜兴紫砂。梅尧臣、欧阳修、功轼、米芾等都是北宋的诗人，这意味着在北宋以前，宜兴已有紫砂陶的制作了。既称“新品”，想来紫砂茶具，在北宋流行于士大夫之间为时还不很久。

　　但是，这些诗词吟咏，还只是文字记述所提供的线索，若无实物佐证，紫砂陶的创始年代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直至1976年秋，宜兴蠡墅羊山古窑址的发掘之后，创始北宋之说，才得到考古学的支持，紫砂陶的起源才算有了初步的结论。

　　到了元代，此砂陶的烧造工艺有了一定的发展，开始在紫砂茶壶上锥刻铭文。据明《霁园业话》中曾记载说：“余于白下（今南京）获一紫砂罐（即壶），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孙高士何许人也？据《松江县志》说：孙高士即孙道明，字明叔，号清隐，华享人，生于元大德元年（1297年），在元代生活了70年。他隐居于九峰三泖涧，博学好古，藏书万卷，遇秘本则立刻着手抄录，筑映雪斋，延揽四方名士，以校阅为乐，故人称高士，曾以其居名为“且吃茶处”。又造一舟云“山光水色”，徜徉于南甫，曾与陶南村共泛，南村制词谱，明叔以洞萧吹曲，擢歌相答，极尽讴波漂渺之思。又海昌查维亭所藏《南郡新书》有明叔跋云：“洪武五年岁次壬子，仲夏九日已卯，在华亭集贤泗北村居且吃茶处写毕，清隐老人，时年七十有六。”由此可峰当时已有用此砂壶泡茶的风气。南京距离宜兴较近，可以推断这件紫砂壶的产地应该就是宜兴，所谓紫砂罐，即当时流行的一种紫砂陶饮茶用具。《先进录》云：“俗称壶为罐也。”另外，元人周覆道、马素常在《荆南和唱集》中，也有写到“阳羡紫砂”之句。

　　初期的此砂陶出于谁人之手，已不可考。有实物遗存并有关于者记载的，要到明代中期。据《宜兴县志》和其他有关的记载，明正德年间（1504年－1521年），陶都出现了一位卓越的匠师供春，他从金沙寺僧学到的制壶技艺。因此，金沙寺僧和供春通常被尊为此砂陶的创始者，时人称之“陶壶鼻祖”。

　　明代初期，宜兴制作的陶器主要还是缸、钵、罐、瓮之类的实用器皿，只有湖父金沙寺的和尚，能做此砂陶茶具，即《宜兴瓷壶记》里所说的“万历间大潮山寺僧”。这个和尚从陶工那里学会了制陶技术，加以改进，因而做成了精致的茗壶。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的《创始》篇里说：“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这个和尚没有留下姓名，因而引起后人的追念。吴骞有诗赞道：“金沙泉畔金沙寺，白足禅僧去不还。”

　　关于金沙寺僧所制的作品，在明清两代的茗壶录里，都未见记载。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寺僧当时制壶不过供一时之用，未必想借此留名，成为紫砂工艺史上的功勋人物。寺僧作壶喜用紫砂泥，制壶的方法，看来比较简单，所制的式样，似乎只有圆形一种；而且所制各器，既未款署，也不钤章，后人即使遇见他的手迹，也无由辨识。据《骨董琐记》记述：“砂壶始于金沙僧，团此泥作壶具，以指螺纹为标识，供夫见之遂习其技。”自供春学了他的制壶本领后，始为流传。供春的作品，传器有失盖树瘿壶扳下署“供春”两篆字。又《项氏历史瓷图谱》记有六角形及圆形变色壶二器，以为天地间怪诞之物。紫砂壶的制造，从金沙寺僧到供春，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明、清时代的紫砂陶，大致可分为二大类。一类是茶具，即所谓“联羡茗壶”；另一类是陈设品，即所谓“文房雅玩”。最初生产的品种主要是茗壶，后来才扩大到兼制文房饰品，即《常州府志》所说：“踵事增毕并制为花樽、菊合、香盘、十锦杯等物。”张燕昌在《阳羡陶说》里写道：“陈鸣远手制茶具雅玩，余所见不下数十种。”现在从文献记载上所见到的器类大致有几十种，实际生产的品种当然不止这些。

　　当今的紫砂陶器皿，造型千姿百态，色泽雅致洁净，品种丰富多彩，主要品类有茶壶、花盆、餐具、文具和雕塑陈设工艺品等，其造型达2000多种，真可谓是一个洋洋大观的陶艺世界。

　　在古今中外文献记载上，对紫砂壶有多种称谓，如“茗壶”、“注春”、“茶瓶”、“茗瓶”、“瓦壶”、“泥壶”、“紫瓯”、“砂罂”、“紫砂罐”、“朱泥壶”、“茶注”、“茶壶”、“砂壶”、“宜壶”、“砂器”、“紫砂器”等等，虽然名号不一，称谓互异，但都是指宜兴的紫砂壶。

　　（1）粗货产品：指人格低廉、经济实用、面向大众的产品。这类紫砂壶加工简单，全球生产和降低成本，其特点是造型简练，实用大方，例如“贡壶”“飘壶”“四方”“六方”、“寿星”“牛盖洋桶壶”等，江南茶馆及城乡一般群众家庭普遍应用这类紫砂壶。

　　（2）细货产品：其价格虽有高低不同，但总体上可通称为经济实用的工艺美术品。这类紫砂壶包括大部分端把壶（执壶）和水平壶，以及茶器等中档日用产品，造型变化丰富，有一定工艺水平，适应一般购买力客户需要。

　　（3）特种工艺品：指以陈设为主的工艺品和那些出于名艺人之手的产品，其价格就得按艺人的成就及产品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类紫砂壶工艺和艺术水平都较高，因此产量很少，产品显得更加名贵。

　　（2） 特艺作品：即现当代工艺美术师制作的特种紫砂工艺品，如茶壶、紫砂雕塑陈设品等。

　　（3） 中高档紫涛陶器：包括茶具、咖啡具、各类花盆、花瓶、文具、蒸煮餐具、象形餐具、各式雕刻壁饰、浮雕刻字挂盘和陶简等。

　　盆瓶类 有花盆（又有深盆、浅盆之分，前者用于盆栽盆，后者用于盆景盆）、水底、水仙盆、花瓶、花插和香薰等。

　　餐具类 有盘、碗、砂锅、蒸气锅、电火锅、古暖杯（温酒器）、闷罐和九子并盘等。

　　宜兴紫砂壶，始于北宋，盛于明清。关于紫砂壶的记述，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北宋梅尧臣、欧阳修、苏东坡等诗人的诗句。传器有宜兴蠡墅羊角山此砂古窑出土的北宋中期紫砂器：平盖龙头双条把壶、高颈六方壶和平盖提梁壶。文献记载和发掘的实物，互相参证，从而基本上明确了紫砂壶创始的年代问题。北宋中期到明代正德年间的500多年间，无数陶工艺人为紫砂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元以至明代前期的500多年间，紫砂器为何默默无闻并缺乏记载呢？我们认为大致上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紫砂器在宋代才显露头角，产品也多为民间粗货，虽然有少数文人对它发生兴趣，但并未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赏识。二是北宋时期文人雅士的嗜茶之风虽已流行，但当时饮用的是一种半发酵的膏饼茶，茶具以大口小底的盏类为主。饮茶时将碾碎的茶膏末放置在盏中，用沸水点注，以茶汤表面能浮起一层白沫者为佳。故茶具中亦以黑釉的兔毫盏和鹧鸪等为最上等，而无釉又较粗糙的早期紫砂器，只能作为煮水或煮茶之用。三是在初年的宋金战争中，宜兴地区是战场之一，陶业生产出受到了影响；到了元代和明代前期，又由于“匠户制”的束缚，使手工业生产受到很大摧残。因此，包括紫砂器在内的宜兴陶业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蒋赞初等《宜兴紫涛的历史及现状》）

　　有记载可考或有传器可证的最早的紫砂壶名手，当推明代正德年间的金沙寺僧和供春。从明代周高起著《阳羡茗壶系》以来，一直把金沙寺僧和供春两人尊为紫砂壶的艺术大师，尤以供春最为后人注意。把紫砂茶壶从一般粗糙的手工业品推进为工艺美术的创作，应该归功于供春。

　　供春，又称龚春、龚供春，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原是一个吴姓显宦的家僮，也有人说是婢女。据《宜兴县志》记载：“明正德年间，提学副使吴颐山，携带书僮供春，读书于湖父金沙寺中。”吴骞《阳羡名陶录》说：“供春，学宪吴颐山家僮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春给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凉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明矣。”吴梅鼎《阳羡茗壶赋》的序言里说：“余从宜拳石公（指吴颐山）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即澄其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称供春壶是也”。

　　据查考，吴颐山名仕，字克学，宜兴人，极有文名，是吴门画家唐寅的好友。明正德甲戌进士，以提学副使擢四川能政，供春。实颐山身旁一个“髻龄颖异”家僮。

　　金沙寺，在宜兴西南境湖山间，原是唐代宰相陆希声晚年隐居的地方，称“陆相山房”，又称“遁叟山居”。建筑宏伟。这所在“地当君山之隅，东溪之上，”古谓“湖者”。古时寺旁有一棵四五人合抱的大银杏树，据说满100年才结一个树瘿（即树瘤），100年以后每年结一个，色式非常奇特。当时供春侍候主人吴颐山住在金沙寺里读书，见一老僧炼土制壶，成品精美，就在空闲的时候仔细研究老僧的制陶技术。久而久之，他掌握了这一套复杂的技术。他私下取了一点老僧制壶后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土做坯，把寺旁的大银杏树的树瘿作为壶身的表面花纹，做成几把茶壶。当时，他没有工具，只有一把茶匙用来挖空壶身，并完全用手指按平胎面，捏炼成型。因此，他的茶壶烧成后，茶壶表面上就有“指螺纹隐起可按”的痕迹，显得古秀可爱，很像三代的古铜器。

　　有一次，供春做的茶壶被主人吴颐山看到了，以为质朴古雅，便叫供春照样再做几把，一面又请当代名流加以鉴赏。不消几年，供春竟然出了名，他的作品为时人所珍爱，收藏家况相搜购。从此，供春就离开了吴颐山家，摆脱了仆僮的生活，专门从事制陶事业。他的制品也被称为“供春壶”。

　　供春壶造型新颖精巧，温雅天然，质地薄而坚实，时已经负有盛名，所谓“供春之壶，胜于金玉”。清代诗人周澍曾有这样的诗句赞誉供春的作品：“寒梧垂荫日初晴，自泻供春蟹眼生。疑是闭门风雨候，竹梢露重瓦沟鸣。”又在《台阳百咏注》中记述：“台湾郡人，茗皆自煮……最重供春上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一笏。”可见供春壶的工艺成就和当时的社会声望。

　　《项子京历代名瓷图谱》中所辑两件供春壶，有“壁呈工色，注茶后即现绿，茶倾倒色复原”之说，美妙绝伦。此即李景康、张虹合撰的《阳羡砂壶图考》下卷图刊中首列两壶：一名龚春圆形变色壶，并加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纪龚春褐色壶云：宜兴一窑出自本朝武庙（按：即正德皇帝庙号）之世，有名工龚春者，宜兴人，以粗砂制器，专供茗事，往往有窑变者如此壶，本褐色贮茗之后则通身变成碧色，酌一分则一分还成褐色，若酌完则通身复回褐色矣，岂非造物之奇秘泄露人间，以为至宝耶？与下朱壶咸出龚制，予曾一见于京口靳公子家，其后俱为南部张中贵以五百金购去。”一名龚春六角宫灯变色壶，并加注：“又纪龚春窑变朱色壶云：怪诞之物，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余之未信者，未曾余自见也！今见此二壶……”项氏所记，把供春壶描写成神奇的器物，不足为信。已有后人驳其所言云：“案壶用久则茶渍深，贮茗略现碧色，理或有之，非窑变色也。若如项氏说，通身转变，分明若此，似不近情”。这个批评是以科学态度分析的，当然不无道理。

　　供春所制茶壶，款式不一。他还创作过“龙蛋”、“印方”、“刻角印方”、“六角宫灯”等新颖式样，而尤以“树瘿壶”为世所宝重。此壶乍看似老松树皮，呈栗色。凹凸不平，类松根，质朴古雅，别具风格。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绝技的矜重受惜，供春的制品很少，流传到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清代吴骞编《阳羡名陶录》一书里，对紫砂壶搜罗极广，记载详尽，可是单单缺少供春壶，吴氏以未曾亲眼见过供春壶为终身遗憾。稍后的张叔未自诩为陶壶鉴赏家，平生看到过不少紫砂壶，但在他的《清仪阁杂咏》中，也自叹福薄，没有看到过供春壶，甚至还感慨地说：“这个瑰宝，世间已经不复存在了！”

　　紫砂壶生产始于北宋中叶，至明代正德年间开始兴盛，涌现出许多民间艺人。其中供春就是把紫砂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而成为最早的著名民间艺人。至明万历年间，名匠辈出，各人自立门户，争奇斗胜，在制品的烧制技术上也得到改进，使产品曾加了色彩和光洁度。万历以后，紫砂工艺形成了独立的生产体系，而进入百品况新的兴盛时期，聊生产茶壶，还生产文房雅玩、香盒等工艺品。明末，紫砂壶最先被葡萄牙商人带到欧洲，称为“红色瓷器”。（参见《宜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从明代万历起到清末，紫砂壶生产营销在国内盛行了300多年。在国外，它也大为艺术界所珍赏，几乎是“茗壶奔走天下半”了。

　　紫砂壶生产发展兴盛的原因，首先在于明代手工业劳动力的解放；其次是瓷器工业发展对它的影响；第三是文人饮茶风尚的盛行。当然，陶都的“燃烧近在咫尺，原料就在脚下，地处三省交界，运输四通八达，适应群众需要”则更是此砂壶生产集中、出品精良且经久不衰之主要原因。

　　从明代万历年到清代乾隆中叶的100多年，是紫砂壶生产发展的兴旦期。这一时期，紫砂壶名家名器众多，风格式样丰富多彩，不仅造型范围十分宽广，而且其使用的成型工具和烧造技术也都有明显的改进和发展。这些成就，在紫砂工艺史上是空前的，在这之前后都无法与这相比拟。

　　这空前兴盛期的出现，主要是元代垄断工匠和技术到明帝国建立以后，逐步得到了解放，从而为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在高度发展的明代手工业中，陶瓷工业尤为明显。随着全国瓷器业的发展，民窑中杰出的造瓷名工陈仲美、吴十九、周时通、崔国樊、吴明官等纷纷到陶都宜兴改业紫砂，促进紫砂工艺的发展。同时，从明代中叶起，社会上饮茶的风气和品茶的提倡，保全宜兴紫砂壶广泛流行起来，并为好茶的文人墨客、士大夫一致推崇。文震亨的《长物志》说：“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无土气，又无熟汤气。”李渔的《杂说》中赞美道：“苟壶莫妙于砂，壶之清者又莫过于阳羡。”徐喈凤在重修《宜兴县志》中也说：“供春制壶款式不一，虽属瓷器，海内珍之。用以盛茶，不失原味，故名公巨卿、高人墨士，恒不惜重价购之。”在的《宜兴瓷壶记》中也记有：“今吴中较茶者，壶必宜兴瓷云。”周商起在《阳羡敬壶系》专著中称：“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过前人处也。”由此可见，当时紫砂壶生产的发展、兴盛，也借助于文人饮茶风尚的盛行和诸多著述家的推崇。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促使万历年间宜兴紫砂壶生产，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明代万历年间，宜兴的陶业生产方式是手工工场和手工作坊，实际上又是雇工种田、雇工制陶同属一个业户。明代中期起，出现独立的专业制陶。陶业生产集中于鼎蜀山一带，形成了手工业工场，并产生了工场主和窑户。窑户一般以独资经营为主，或以一个家族合伙经营。其时，紫砂壶生产开始盛行，名匠辈出，名壶问世，产品不仅国内市场见俏，还向日本、欧洲、东南亚各国出口。

　　到了清代，宜兴已发展成为全国日用陶重点产区之一。鼎蜀山一带，已是“商贾贸易重市，山村宛然都会。”

　　“宜兴窑”、“欧窑”、“蜀山窑”，作为明清时期三大名窑而载誉于世。当时，紫涛壶生产迅速发展，产品的式样和风格比明代更为奇特，新品种也不断增加。其中有借鉴花果造型和仿古铜器式样的茶壶，还用各种粉彩山水装饰的紫砂壶，以及各式紫砂象形果品。由于壶艺精进，紫砂壶常被宫廷皇室选为贡品，并远销欧洲、东南亚及南美各国，时人有诗赞美曰：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况求鸣远碟。

　　行会和公会组织：清光绪初年，宜兴陶业按其产品质地分为粗、溪、黑、黄、砂、紫砂六大类行业，且各有行会行规。“不是同行，不得烧窑”，要烧窑就必须入行，并须交纳较高的入行费。行会内部实行统一的议价并强制执行。对紫砂壶的出品，其款式必须以姓名为记，不用商标；技术上实行严格保密，有“传子不传女”的说法。1915年，缸业（粗货业）公所、黑货业公所、黄货业公所、砂货业公所、紫砂业公所以及溪货业行会正式成立，各自生产营销专业陶器产品。紫砂业分布在蜀山、潜洛、上袁一带，主要产品是紫砂壶、茶具、花盆、瓶、鼎、碗、碟、文房饰品和假山石景等精细工艺品与普通茶具。

　　早在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阿拉伯地理学家爱垂西氏就撰文介绍质地极佳的宜兴陶器。至明代，宜兴陶器产品开始出口，远销海外。明崇祯三年（1630年），紫砂壶开始销往欧洲和暹罗（泰国），被称为“红色瓷器”或“朱泥器”；均陶缸盆产品销往日本，被称为“海参器”。

　　清代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起，宜兴陶器被东印度公司订购，运往泰国、绚甸和印度等国。康熙四十八年，德国人包特格尔在德累斯顿城仿制紫砂壶，并撰有《朱砂瓷》的论文。乾隆四十五年西班牙国王查理士三世在布恩来提罗设立瓷厂仿制宜兴陶器。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宜兴鹊葛明祥、葛源祥两兄弟烧造的均釉陶和其他窑户烧造的紫涛陶等产品，通过宜兴窑户开设在国内大中城市的陶器行、店，源源不断地销往日本、东南亚以及美洲、欧洲等地的国际际市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鼎山鲍氏、陈氏两家大窑户合资在新加坡开办了“鼎生福”陶器店，直接经销大龙缸、洋坛、紫砂壶等产品，先后达10年之久。宣统二年（1910年）鼎山大窑户鲍明亮在上海开设了“鲍信源”陶器行，专营外销业务。当时，紫砂壶除远销日本、欧洲、墨西哥、秘鲁、智利外，还畅销南洋群岛，南洋华桥特别喜爱紫砂壶，暹罗华侨还为紫砂壶镶金嵌银。嗣后，宜兴窑户又在上海、杭州、天津等大城市开设“铁画轩”，“吴德盛”、“豫丰”、“福康”、“葛德和”等陶器行、店，定制紫砂壶，上刻各店商号，销往国外。“铁画轩”是设在上海的一家公司，主要业务是出口欧洲、日本和东南亚。产品以优美的书法著名。创办人为戴国宝。公司印记是“铁画轩制”，阳文篆书，外围以圆框或方框。“戴氏”方印是店东的名字，他也自署“玉屏”及“玉道人”。铁画轩的出品上可能有陶工、刻工、公司或是东主等多个印章和签款。

　　1912年，鼎山大窑户葛逸云与日本商人和田一雄合资在日本大阪开设一家陶器店，经销紫砂壶、花盆和均陶孟、火钵、花瓶等新颖产品，年出口值约为6～10万元。从此时起，宜兴陶器出口量迅速增加，单上海“葛德和”陶器店，每年运销菲律宾的五元套“龙盆”罐就达10万套；运往日本的紫砂陶、均釉陶产品壶、盆、火钵，年销售金额也由6万元增加到15万元。

　　民国九年，宜兴龙缸作为皮蛋的包装容器出口东南亚等国家和香港地区。民国二十年起，日本政府不断提高对宜兴陶器进口的关锐率，并在常滑等地方伉制紫砂壶。及1934年的大旱灾，削弱了人民的购买力，致使紫砂壶生产逐渐衰落，出口量急剧下降。抗日战争开始，紫砂壶的外销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1954年10月，鼎蜀陶器购销社成立，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大量出口紫砂壶和龙缸。1956年，紫砂壶年出口量达28.2万件。1957年10月，陶都有255个品种的陶瓷产品参加首届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经外商看样订货，成交额达27万元，出口主品先后由广州和上海口岸负责发运出口。1965年，宜兴陶瓷产品的出口量达223.4万件，比1956年增加了近7倍。至1979年，紫砂产品出口平均单价由10美元分增至50美分。1979年8月，宜兴陶瓷公司建立外贸科，具体负责紫砂壶等陶瓷产品的出口任务。同年10月，省政府与外贸部批准成立工贸结合的江苏省陶瓷出口部，并在当年秋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首次成交炻器45万件。到1980年，宜兴陶器的出口量为601.7万件，比1965年增加169.3％，出口值为539万元。在80年代中，宜兴陶瓷工业不断加强对出口产品的专业管理和计划调度，根据国外不同消费层次的要求对紫砂壶研制出各种档次的新产品、新品种、新造型、新装饰，同时还先后组织产品参加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展览会，采用多种形式宣传产品，增加紫砂壶的知名度和声誉，使紫砂壶产品参加国际循环的营销路子越走越宽广。宜兴紫砂工艺厂还获得了江苏省商检局颁发的出口质量许可证。为了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宜兴陶瓷公司还改变了经营方法，利用委托办理等形式，扩大出口创汇。陶都还采取召开“外资洽淡会”和举办两年一度的“中国宜兴陶瓷艺术节”，以陶为媒，以艺会友。近年来，紫砂壶产品通过多口岸、多渠道出口，出口量逐年增加。如今，被外国人士誉为“华夏明珠”的紫砂壶，已向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出口值逐年增长。

　　中国陶瓷茶具的产生与演变和陶瓷生产的发展是直接相关的。古代的缶，是用陶土制成的瓦器，最早用来盛酒、饮茶，又作为一种乐器。《说文解字》上称缶是“秦人鼓之以节歌”的乐器。西汉时王褒所著的《僮约》一书中就有“武都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铺以盖藏”的记载，说明当时饮茶已有专门的茶具。古代茶具非常丰富，除了金属和陶瓷茶具外，还有漆器、玉器、水晶、玛瑙等茶具。

　　古代的“瓷”字，最早出现于魏、晋的文献，瓷茶具也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宜兴周墓墩两次出土大量青瓷器具，从墓砖文字考证，说明宜兴在汉、魏、六朝就烧造过美丽的青瓷器。晋朝杜育写的《苑赋》中有“器择陶简，出自东隅”的诗句。东隅即当时越地，也是全国烧造青瓷的著名地方。这时茶具的装饰，最流行的壶式是一种鸡头壶。所以从晋一直到隋，茶壶的流子都是作鸡头状。白瓷的创烧始于六朝。可能是由于佛教的影响，六朝开始出现用莲装饰的瓷器，特别是南方烧制青瓷茶具，基本上都是荷瓣纹饰。古代茶具中还有一种木制的碗。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榆》篇中说：“又咱榆法……十年之后，魁、碗、瓶、各值一百文。”贾氏为古代著名农学家，他提倡种榆原是为了供应民间魁、碗等器皿的需要。唐代及唐以前用碗的习惯，是魏、晋遗留下来的古风气。饮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至六朝时，人们已懂得把茶叶与姜葱等混煮来喝。

　　唐代北方瓷窑的盛起，转入以烧造茶具为主，甚至出现了持续的“茶具热”。开元年间（713－741年），北方因大举禅教，一时朱门柴屋，饮茶相起成风，“自邹、齐、沦、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辅，煎茶买之。”饮茶的普及，茶店的遍设，引起了茶具生产的发展。当时南方茶具的重要产地有越州、岳州、鼎州，婺州、寿州和洪州等处。另外，四川大邑的茶碗也独步一时，在唐代，饮茶的风尚自南方的发源地渐渐推广至中国北方及边疆地域。在中唐时，茶已被誉为“举国之饮”。唐代人们煮茶除沿袭了前朝以姜、葱、枣、橘皮、茱萸、薄荷及茶叶等物置于镬中合煮成羹的混煮法外，还有将茶先捣碎，再煎炙、春捣，然后置于瓶中，灌上沸水，浸泡成汤的饮法，以及陆羽在《茶经》中详加解说并极力推荐的投茶法。

　　唐代饮茶的主要器具，是瓷壶和瓷碗。当时茶壶、茶碗有三大著名产地：一是浙江余姚的越窑，以烧制青瓷茶碗著称；二是河北内丘的邢窑，以烧制白瓷茶碗盛名；三是湖南的长沙窑，以釉下彩绘的瓷壶取胜。壶在唐代称注子，茶壶也叫茶注。这时的壶式，普遍以短行小流代替了过去的鸡头饰流。唐人习用的茶杯没有杯把，往往衬以托子，制作精巧，大概就是后来带盖茶盏的起源。唐代还首创了一种饮茶用的碗托，当时叫“茶托子”，也就是后来的盏托。这时煮水用的壶、茶盘、杯垫以及贮茶用的瓶、罐等等，都是饮茶的配合用具，也是茶具，为古今讲究饮茶的人所重视。陆羽对各地瓷茶碗作过比较分析，他说：“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邢州窑类银，越州窑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陆羽认为“越瓷比邢瓷要优。”邢窑在今河北省邢台地区，是中国北方有名的白瓷产地。

　　中唐前，各地茶具是独立并存的，各称也较为杂乱。到中唐时，陆羽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集纳各地好的茶具，并把它们配之成套，对茶具作了统一。据《茶经》所载，陆羽在过去贮茶、碎茶、煮茶和饮茶这几部分器物以外，又增添炙茶、存水、放盐、清洗等方面的茶具。如《茶经》中就有：甑、杆臼、规承、焙、贯、棚、穿、育等。又有：风、炉、笤、炭、镬、交床、夹、纸囊、碾、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熟孟、茶盏、畚、札、滓方、巾、具刊，都篮等等。饮茶器具如此之多，为不愧世界第一。后来有人把茶几、茶椅等家具也作为广义的茶具，大概是从唐代开始的。

　　到了宋代饮茶的风气比前朝更盛。以茶款客已为遍行天下的礼仪。文人雅士更常相聚品茗，皇室贵胄亦多精于茶艺。宋代制茶多蒸压团，加入龙脑香，以增添香味。饮茶的方法以点茶为主。备茶必先用碾将茶团碾细，再入磨中磨成茶末，以箩筛净摆于碗中沸汤冲点，再用竹筅调匀，然后饮用。饮茶的乐处不仅是品尝茶味，而还在乎备茶的过程。

　　宋代，全国有五大名窑，即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这五大名窑百花齐放，各自烧造不同风格的瓷器。官窑北宋时在河南开封，南宋时在浙江临安。越窑在今浙江余姚，生产著名的青瓷，各种茶碗、茶壶、茶盘。汝窑在河南临汝。定窑有北定、南定两处，北定在河北曲阳，南定在江西景德镇。此外，陕西的耀州窑、福建的建窑、江西的吉州窑、浙江的哥窑、弟窑、象州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很有名气。当时江西景德镇烧制的各种茶具瓷器，“白如玉，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