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泰娱乐注册-首选首页2005下半年起，南京博物院、无锡市博物馆与宜兴当地文博单位的考古人员，联合对宜兴蜀山遗址进行了二年的挖掘，发现十处各期窑床遗迹，并在各堆积层发现了大量从明末清初到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紫砂、均陶和其它日用陶器残片三万余件，这项历来最大规模的紫砂考古作业，所发掘的地层跨越了明代晚期到1966年的三百余年，为今后宜兴陶器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但是我们也要体认的是，蜀山窑址的考古发掘，是历年各时期龙窑烧造过程的废品堆，反映的是彼时紫砂器日常烧造失败的堆积层，然而依照宜兴陶人的习惯，凡是稍为讲究的良工，因为市场价值较高，对作品的烧造多是谨慎以对的。

　　早在明末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便载：「壶成幽之，以候极燥，乃以陶瓮庋五六器，封闭不隙。始鲜欠裂射油之患，过火则老，老不美观，欠火则稚，稚沙土气。……」也因此，烧窑的失败率相对较低，即便失败，为免遭到仿制，也鲜少随手弃置于窑旁。如李斗《扬州画舫录》说时大彬：「……燀以摺火，审候以出，雅自矜重，遇不惬意，辄碎之，至碎十留一，皆不惬意，即一弗留。」要言之，要在蜀山窑址考古的数万片残器中，比对出名家遗作，应是可遇不可求的。

　　此外，我们更要理解的是，有别于墓葬考古，蜀山窑址是历年各龙窑烧造产生的废品堆，宜兴龙窑是依山而筑的，所以这些废品被层层累累的弃置在斜坡上，各个时期的废品层难免交错混杂，因此对于出土残片进行断代时，不能忽略这项干扰因素，应该参酌其他材料，相互验证。

　　例如上图这件四系壶出于蜀山乾隆期地层，但是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完全一致的四系壶却订为明晚期，显然此类四系壶的年代还需进一步参酌。

　　笔者认为软耳四系壶的形制出现甚早，例如明人沈周「汲泉煮茗图轴」即见，实物如正德嘉靖期的无锡南禅寺鼓墩形「四系紫砂壶」。此外，这件四系壶底部的成形工艺也与明代茶叶罐相近，据此，蜀山考古这件四系壶的年代，或许可以上推至明末清初。

　　再如，上图这件蜀山清中期地层出土的「绳结钮桂花砂提梁壶」，还有一些绳结钮残片共出，原本2008年「紫玉暗香」南博发表时依照地层定为清中晚期，稍后参考欧洲外销紫砂的相同形制上推为乾隆期（《故宫文物月刊》302期）；至2014年更进一步定为清早期（黄兴南《宜兴窑古代陶瓷标本集》），凡此皆可见到文博考古人员锲而不舍，查考求索的用心。

　　这件「绳结钮桂花砂提梁壶」，传世已知有两件，一件外销到欧洲，一件到日本。从上图的工艺细节、泥料与双提梁的形制判断，笔者也赞同清早期的断代。

　　上图左侧这件仅剩一半的菊瓣壶盖，出土于蜀山乾隆地层，经过与外销欧洲相类菊瓣壶比对，并参照清宫文献，我们可以进一步精准地推断这件残器的年代大约在雍正乾隆间。

　　尽管废品地层的断代变数较多，但蜀山出土的大量残器中，的确有丰富的潜在讯息，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在清代早中期地层出土的直筒壶残件，其形制与工艺特征与成阳基金会收藏的，1785年之前输入瑞典的「直筒紫砂壶」几无二致，年代亦相符。

　　此类狮球壶出土于蜀山乾隆地层，类似作品如右上的捷达麦森号(TheGeldermalsen也称南京号，清乾隆17年沉没)出水紫砂壶，现藏于香港茶具文物馆。左下为欧洲旧藏（现为台北成阳基金会收藏)的「徐省三款狮钮六方壶」，右下为私人收藏。由这些不同出处的同类形制，可以互相印证此式年代确为乾隆早期。

　　蜀山窑址的考古发掘，是历来最大规模的紫砂考古作业，为今后宜兴陶器的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出土所见也有不少销往闽南的工夫茶壶的诗词款壶底残片，这批钢刀刻款的残片，不先经墨书，径以刀代笔，形成刀味重于笔味的款风，均可见于销往工夫茶区的朱泥壶上。

　　1997年底与1998年初春，扬州唐城考古队在扬州老城区大东门街南侧，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在清代地层内清理了六口清代古井，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青花杯、盘，也伴出数十把紫砂壶、汤匙等，其中基本完整的紫砂壶有十余件。据扬州文物考古研究所李久海所长，由伴出的青花瓷器分析，其时代跨距较长，为清康熙至嘉庆时期，该址可能是清代的一个茶馆遗址。

　　这批紫砂壶的造型分主要是较具实用性的直流圆壶，壶胎多有掺砂，泥色多样，红褐、朱砂、暗褚等，甚至还有焐黑、桂花砂等。其中有几件壶身铭文，刻「玉峡」、「玉峡泉」楷书，由于大多失盖，仅有一件底款戳印方框阳文篆书款「元章」。

　　另有一件断流的球形壶，落方框篆书款，款文难辨。还有二件钤款「荆溪所制」的汉方壶，值得一提的是，在道光元年十二月沉没的泰兴号（TekSing，又译为得顺号）出水物中，也有一批紫砂壶钤盖此款，两者虽非同颗木印，但篆风相类，仍具比对价值。

　　扬州考古队也在扬州市中医院基建工地中，发掘出一件清代紫砂盖钵，盖内钤有「荆溪」、「张君德制」上圆下方两枚阳文篆印章。胎色朱红，掺以黄色熟砂，形制敦雅圆浑，造工精练。无巧不成书的是，在1977年底由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谢瑞华（TerseTse Bartholomew）女士策展的「I-HSING WARE」中，也展出了一件完全一致的同款紫砂盖钵（图左下），收藏者为LaurenceSickman。此外，台北某著名收藏家也珍藏一件极为精美的同款紫砂盖钵（图右下）。

　　张君德，鲜有文献记载，生卒不详，一说为清代雍正、乾隆间紫砂陶人。在朱泥壶中有「君德」一式，阔腹曲流，俗谓「君德壶」。民国．李景康、张虹《阳羡砂壶图考》：「尝见传器，仅镌楷书『君德』二字，造工极精。碧山壶馆藏君德朱泥小壶一柄，双釉皮，底镌『雍正年制』四字，下刻『君德』两字，悉为楷书。」「君德」是否即「张君德」，以其盛名而为工夫茶壶移用？待考。

　　据《雍正十一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文档》，“正月二十一日，司库长保，首领太监萨木哈奉旨，着照宜兴钵样式另寻宜兴钵一件，交与烧造瓷器处仿样，将钧窑，官窑，祭青，祭红钵各烧造些送来，其钧窑的要紧。钦此”。可见此类盖钵与清宫颇有渊源。

　　上图为安徽芜湖出土惠孟臣款残壶，1995年于安徽芜湖基建工地七、八公尺深处被发现，据中国美术学院吴光荣教授实测，此壶高13.7cm，口内径8.2cm，壁厚0.35cm，容量800毫升。胎呈肝紫色，泥胎掺有点状黄色颗粒，流与盖已残缺，弯曲把，浅圈足。底钤「壬辰仲秋荆溪惠孟臣制」十字三行楷款。此器出土时已是失盖断流的残件，推估原嘴应为三弯长流，壶盖应为盎起的盔形盖或笠帽盖。身筒内壁有布纹痕，应是采用「内模外挡」技法，衬布以利脱坯。身筒中段饰有三道凸弦纹，壶内底部未见推墙刮底。

　　单就工艺特征来看，此壶带有晚明至清初的朴放气息，笔者认为此壶应是出自惠孟臣所主持的陶坊，是响应市场「崇古、仿古」风尚所出品之物，正如吴骞所言：孟臣「善摹仿古器」，这也反映出作坊商品路线的多样性。

　　无独有偶的，这件孟臣残器的原形在一件由东瀛回流的紫砂壶（右图）得到解答。细看这件完整器也是出土物，土沁犹存，从其使用的包浆观察，推估可能早在日本江户时期就已流入日本。

　　在紫砂玩赏的历程中，偶而会遇到百数十年，甚至三四百年前，同出一窑的两件同胞茶壶。离散多年，沧桑历尽，这不只是殊途同归，更是万里他乡遇手足。

　　传世有若干以粉彩装饰块面山水纹的紫砂壶与茶叶罐，此类装饰风格亦可见于清代乾隆、嘉庆的出土紫砂器中，如「竞媚清香款彩绘山水纹壶」是1975年12月于山西襄汾出土，学者推断墓主为刘文虎，曾任知府，嘉庆五年入葬，该壶并无使用痕迹，应系新壶陪葬。「竞媚清香」的款识亦常见于朱泥工夫茶壶中，此壶的出土也支持了传统上将「竞媚清香」、「荆溪美玉」、「肆筵设席」、「高朋满坐」、「玉瓒黄流」等朱泥壶断为十八世纪晚期，确是合理的推论。

　　上图是蜀山乾隆地层所出残片，其完整形制可以见于南京文物商店的这件粉彩山水纹高颈酒壶。由这些出土物与传世器的对照，我们可以确知，这种块状的粉彩山水装饰，流行期为乾隆至嘉庆期间。

　　再如乾隆墓出土的「王伦款彩绘山水纹壶」，是1959年于杭州半山的乾隆墓葬出土，胎呈肝红色，壶作四瓣形杯状，短平流，腹部彩绘山水纹，盖钮为彩绘双桃。盖底与壶底均有「王伦」草书款，并钤无法辨识的椭圆形篆印，笔者认为虽然浙江博物馆将盖底与壶底的「草书」读为「王伦」，但很有可能这「草书」仅是加彩的陶工常用的辨识符号，这在传世加彩紫砂器中十分常见，并非真有「王伦」其人。

　　同此乾隆墓伴出另二件紫砂水盂，一是「紫砂百果水盂」，类似由核桃、荸荠、花生等瓜果组成的百果水盂早见于康熙朝，均为传世品，多署「鸣远」「鹤村」款，但考古所见最早的，应属此一乾隆墓葬。

　　另一件伴出物是「紫砂田螺水盂」，田螺水盂的形制甚受欢迎，大小均见，如藏于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铭有「康熙壬申制于茂苑旅寓」，钤「远」字小印；此外南京博物院亦有庋藏，钤「石民」两字小印。裴石民廿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摹仿陈鸣远的作品甚多，精工细作，素有「陈鸣远第二」的美誉，显然裴氏制作「紫砂田螺水盂」时，形制必有所本。

　　清代紫砂史上，最被学界付予重望的不外乎「二陈」，即陈鸣远与陈曼生，这二陈传世紫砂器所在多有，然而单从考古所得来看，却不无遗憾。先看陈鸣远款出土壶，亦即「丙午仲夏鸣远仿古款壶」，此壶由福建省漳浦县赤岭乡清乾隆二十三年（1756）蓝国威墓出土。

　　墓主蓝国威(？-1756)为清康熙六十年贡生，官轻骑都尉，同墓出土的还有一只墨彩山水人物纹瓷茶盘与「若琛珍藏」款白釉堆花青花小杯四只，还有一只六方锡茶叶罐（内有墨书“素心”品名纸条的茶叶），加上该朱泥壶恰可布置成一桌工夫茶席，显见墓主是一位工夫茶的爱好者。此壶出土时应系完整，惜因乡民挖掘不慎，造成壶流断裂且佚失，殊属憾事。

　　由于该器是目前唯一由绝对纪年墓葬中出土的陈鸣远款紫砂壶，所以受到甚多肯定，并依其刻款「丙午仲夏」，推为雍正四年（1726）。此壶笔者参加南博「2004砂壶汇赏紫砂研讨会」时，有幸上手仔细观察，发觉其内外的造工均极度工整严谨，所用的泥料也极为细腻，如膏似脂，入手扎实且沉稳，迥异于一般传世所见的精品朱泥壶。

　　然而，平心而论，此壶的形制与署款风格恰是一般朱泥工夫茶壶常见的典例，而陈鸣远毕竟又是紫砂史册盛赞「海外竞求」的一代巨匠，追摹者众，笔者认为此器并非陈式陶风，应该只是托款「陈鸣远」之作。

　　2005年漳浦地区一处乾隆晚期至嘉庆年间的墓葬出土了一批文物，伴出的有抄手端砚、汉白玉盖砚、玻璃水注、红玛瑙串球、黑玉蝉各一件，寿山石章二件，墓主显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此墓也出了一套工夫茶具，除了典型的「若琛珍藏」款青花小杯四件、朱泥孟臣壶一件及青釉茶盘，此盘施青釉，只露足圈，大开片，被断为清雍干间旧物。这正符合清俞蛟（1751-?）的《梦庵杂着潮嘉风月记》所言：「工夫茶，……壶出宜兴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

　　此件朱泥壶的壶底用竹刀刻「明月清风客 孟臣制」行书款。昔时陶工鲜受教育，专司写款者因文化水平较高，被尊称为「刻字先生」，造壶之家制妥生坯，需乘泥半干之际倩其刻写壶底的诗词雅句，因此后人得以从壶底的笔迹鉴别中，比对出同时期的笔风，以为索隐，这也是朱泥壶藉由标准器校订年代的方法之一。

　　至于陈曼生，1977年上海博物馆在金山县收集了一件万泉款曼生铭的「紫砂竹节壶」，然而此壶与传世认知的「曼生壶」颇有落差，因此持正反意见者各有仁智之见，在此就不再赘言。

　　倒是1986年1月在淮安市楚州区河下镇二组王光熙墓出土的一件「彭年款乳鼎壶」颇值一提。墓主王光熙，其人不可考，但从伴出的托款「大彬」紫砂壶、德化窑白釉花口杯、景泰蓝水盂，还有包含狮纽田黄和鸡血石在内的各种印章31方，可见王氏也是一位嗜茶的文人。

　　此「乳鼎壶」为典型的曼生壶式，壶肩有一周阴刻铭文「台鼎之光，寿如张苍，曼生作乳鼎铭」十四字，刀法纵肆爽利。把下钤「彭年」印，壶底钤印为「香蘅」，二印均为阳文篆书。香蘅即曼生长子宝善（小曼），据黄振辉先生考知：此壶出土地点，与曼生离溧阳改任河工的驻扎地相同，壶上刻款也是曼生笔迹，可推断此壶最晚不会超过嘉庆二十五年。

　　而「彭年」即杨彭年，是曼壶的主要抟制者，亦为一代名手，传世署「彭年」款紫砂器甚伙，除了在当年已是「一门眷属，并工此技」的著名家庭作坊外，后世更是「兢相效法，几遍海内。」（钱泳《履园丛话》语）。笔者以为，此件「彭年款乳鼎壶」所钤的「彭年」应系杨彭年的标准用印，可供比对参考，「足折聚讼云」（借周高起语）。

　　淮安王光熙墓出土的另一件壶是「大彬款扁壶」。壶的色泽呈淡赭色，胎泥中调砂。平盖，扁纽。壶，短颈，扁圆鼓腹，单眼短直流，圆鋬，鋬面与壶口相平，平底内凹。底部中心刻 “大彬” 楷书款。壶的整体风格古拙，但此壶的时代气息与工艺条件显然有别于明代万历时大彬，因此应该是清代前中期托款之作。

　　在台湾也有紫砂壶的出土发现，1999年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对嘉义县新港乡板头村遗址进行发掘，该区域古名「笨港」，是汉人较早开发的地区，也是台湾清代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昔有「一府二笨三艋舺」的俗谚，曾经繁华一时。遗址为清代诸罗县笨港县丞署，由于北港溪夏季水患严重，常泛滥成灾，多次改道冲毁或淹没部分街市，所以地下埋藏了大量清代遗物。

　　据学者考证认为「虽不排除有上溯至雍正时期的可能，但下限并不晚于嘉庆时期」，在出土物中有紫砂器残片十二片，推测其分别属于四个壶。其中一件竹节壶经参考传世品复原后，与捷达麦森号出水竹节壶相似，惟前者壶体近于圆形（依传世形制推断，佚失的壶盖可能为三足金蟾钮或竹钮），后者略呈长方委边的椭圆形。

　　另件残片显为朱泥文旦壶式，底款写刻的诗句「亭月□□人，孟臣」款也常见于闽南出土壶与传世壶，此外，尚有「乾隆年制」、「潘子□制」等残片。笔者以为板头村遗址所出的紫砂器，年代可能未及乾隆。

　　宜兴紫砂的考古材料十分多元，下图是几本关于出土紫砂材料的专着，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行研究，谢谢各位。

　　注：本文原发表于《紫泥藏珍——明清宜兴窑器之美》由考古材料略谈紫砂研究的新启示 / 黄健亮 （台北.唐人工艺.2008）并略作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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